修改拆迁条例牵一发而动全身.docVIP

修改拆迁条例牵一发而动全身修改拆迁条例,看上去是个法律专业技术的问题。实际上,法律技术是相对容易的。问题的关键是政府有没有做好调整利益格局的准备。如果没有做好这个准备,即使把现行的条文修改一下,写上一些漂漂亮亮的话,也起不到实际作用。 XX年的消费数据中,居民消费总额的一半被用于购房;而胡润百富榜中,房产商占据了一半以上的席次。这些消息和唐福珍的悲惨命运有什么样的关联? 没人说得清楚 唐福珍站在自己家的屋顶上,往自己身上淋了一桶汽油,用打火机点燃了自己。16天痛苦挣扎之后,她死在医院里。自焚行为被定义为“暴力抗法”,她的死没能保住自己的房子,却给房地产业抹上了血色,让倡导法治的中国法学界人士蒙受了刺激和羞辱。北大五位教授随即要求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拆迁条例》)进行违宪审查 这个如今千夫所指的行政法规颁行于XX年,内文开宗明义,说它的存在是“为了加强对城市房屋拆迁的管理,维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建设项目顺利进行”。8年多来,第一和第三个目标显然顺利完成,在拆迁当事人当中,拆迁一方的利益维护得也不错,这些均可从中国的城市化速度中看到端倪 唯独被拆迁人深感不满。条例第十六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由政府裁决。现实中,政府裁决往往有利于拆迁一方――很多情况下,拆迁一方就是政府自己。尽管如此,立法者对拆迁一方的保护还嫌不够,条例又规定,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可以向法院起诉,但“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 北大法学院教授王锡锌和其他四位同行看来,现实中明明是“征收”――拆迁一方定价,不管被拆迁方同意与否,限时搬迁,过时强拆,条例中却避重就轻地写着“拆迁”――当事双方本着平等自愿协商的原则做买卖;这掩盖了真相,歪曲了“城市发展与私有财产权保护”的关系 《宪法》、《物权法》都规定,出于“公共利益”,政府可以征收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包括房屋。但现实中很少有人会出面解释,导致强行拆迁的房产项目是出于什么“公共利益”。这是个公开的秘密,也是中国模式的关键之一:在多数情形下,房地产业是一笔有利可图的生意,和“公共利益”搭不上边。但这个行业可以增加政府收入,拉动GDP增长 并不是《拆迁条例》导致了这一切,条例只是掩护了这一切。讽刺在于,条例与《宪法》和《物权法》的冲突,没有削弱其自身,反而影响了前者、尤其是XX年10月开始实施的《物权法》的威信 出于坚定的保护私产的理念,《物权法》的立法者从一开始就要求修改拆迁条例。这个合理的要求在现实的需要、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抵制面前,一直无法实现。唐福珍的死激起了普遍的愤怒,修改《拆迁条例》的呼声空前迫切,《物权法》的起草者之一、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轶觉得,改变的契机也许就在眼前 多年修改无下文 《新民周刊》:最早动议要修改《拆迁条例》是什么时候? 王轶:在《物权法》起草的过程中,已经开始着手研究修改《拆迁条例》。《物权法》审议通过后,国务院法制办委托王利明教授领导研究“《物权法》与行政执法”,主要讨论《物权法》的颁布及施行会对行政执法产生哪些方面的影响。课题组向国务院法制办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主要是论证了修订《拆迁条例》的必要性,并提出了修订的具体建议,核心是区分“征收拆迁”和“协议拆迁” 《新民周刊》:到现在为止,除了牵头的国务院法制办,中央政府的其他相关部门对《修改拆迁》条例一事有无回应? 王轶:据我所知,《物权法》颁布实施之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一直在研究这件事。这个法规如果修改,《土地管理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也要跟着调整 一旦拆迁条例修改,城市拆迁的困难会大很多。那城市开发的土地从何而来?城市自身提供的土地来源少了,集体土地上的建设用地要不要进入一级市场,上市流转?《土地管理法》的修改需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一直认为,中国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应该也必须上市流转。现在房价这么高,和这个有关系。而一旦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上市流转,《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就必须修改。不修改,这个法只能管理城市房地产,就不能适应城乡一体化需要 《新民周刊》:修改将朝哪个方向修改?涉及哪些主要内容? 王轶:具体内容现在还不便透露。我希望,修改后的拆迁条例要把这些年中国社会凝聚的一些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体现出来。这些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中,两点是最重要的 第一,没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不能限制每个人的个人自由。反过来说,如果你要限制一个人的自由,必须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就拆迁而言,这是指必须区别征收拆迁和协议拆迁。征收拆迁是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主体是政府,是强制购买。出于商业目的的开发,通常只能适用协议拆迁,让开发商和居民自己协商决定拆迁事宜;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不区分征收拆迁和协议拆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