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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交锋》的一场交锋“如果是在过去，对于这个政治理论争端，会做出政治判决，但是现在双方到法庭诉讼，这是中国第一次使用法律解决理论争端的案例” 有人说，如果马立诚和凌志军笑着走出法院的大门，那就是改革胜利了 1998年11月26日中午1点半，冬雾蒙蒙，入冬以来第一场雪还未融化。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门口站满了人。这些人中有新闻记者、中央机关和地方政府的官员、法律界人士、学者、作家，以及一些出版社和杂志社的负责人 他们是来旁听一桩诉讼案的――《当代思潮》杂志主编段若非状告《交锋》一书作者马立诚、凌志军，以及出版此书的今日中国出版社 当时，北京市二中院还没搬进方庄的新大楼，屈居在南三环刘家窑立交桥南侧的东铁匠营胡同。得知此案开庭，包括香港、日本在内的一些媒体，特地空出版面，延迟下班，等待来自北京的消息 近两点，人们陆续步入法庭。其中，一个中年男子向被告席上的马立诚招了招手，然后落座旁听席。此人正是时任山西省体改委主任、后来因在山西长治“变法”而声名鹊起的吕日周。据说，吕日周是从山西专程赶到北京旁听《交锋》官司的 一桩著作权诉讼案，何以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大洋彼岸的美国《新闻周刊》做了这样一番解读：“《交锋》如果胜利，那将是改革的胜利，而原告如果胜利，将是左派的胜利。” 《交锋》引发交锋 此案的焦点是《交锋》这本书。该书由人民日报社马立诚、凌志军撰写，1998年3月由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对那几年图书市场有印象的人都知道，当年曾有一套“中国问题报告”丛书，深受欢迎。这套书正是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的，总顾问是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交锋》就是其中的一本 《交锋》出版后，立刻引起轰动，包括盗版在内，海内外发行量超过XX年报》评论的，“《交锋》是一部XX年思想解放史，是一部能够产生巨大阅读期待的激动人心的当代政治思想史。” 书中批评了阻碍改革开放的“左”的思潮，特别是揭露了“左”的势力的四份“万言书”，所以一出版，就引发了激烈的争议 1998年4月4日下午，众多学者在北京大学风入松书店举行《交锋》研讨会。经济学家厉以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之一孙长江、民进中央副主席邓伟志、北京大学教授赵宝煦、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副所长白钢、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清华大学教授秦晖、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钱满素、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等人出席会议并发言，支持《交锋》 厉以宁在发言中说，“当前中国任何一个热点问题都有两种不同思想的交锋，比如说国企改革、下岗分流、道德重建等问题。我们要用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而不能停滞倒退。” 4月8日中午，时任海协会会长的82岁的汪道涵，在上海国际饭店宴请台湾政要及文化界人士。餐叙中，汪道涵打开一袋书，对大家说：“我要向各位推荐一本书，书名是《交锋》。虽然我对这本书有些观点还不能完全赞同，但这本书能够帮助大家了解大陆当前的情况，增加两岸的了解与沟通。这本书能够出版，说明大陆的进步。”在汪道涵的推动下，《交锋》的繁体字版于1998年6月XX年届80岁的中国社科院前院长胡绳读了《交锋》，对中央党史研究室前副主任、《百年潮》杂志社前社长郑惠说：“为什么邓小平讲一百年不动摇？邓小平的话不是凭空讲的。的确是有动摇，历史上动摇过，现实中也有动摇。89年下半年，90年、91年这两年半动摇得很厉害。有一家杂志1992年第一期还发文章说要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时舆论界动摇得很厉害。” 从万里和胡绳当年的话中，不难看出那一年改革与“左”的势力的激烈交锋 就在风入松的研讨会开过一周，4月10日，北京西四全国政协礼堂三楼会议厅里，针对《交锋》，举行了另一个会议，声讨《交锋》 《中流》(现已停刊)杂志主编魏巍的发言最有代表性。他说：“我翻阅了《交锋》，这本书的一些题目很吓人，什么三次思想解放，什么冲破姓社姓资，什么冲破姓公姓私，真是其势汹汹。在党的文件上是找不到这种提法的。这本书的名字叫《交锋》。我说，不错，这场斗争确实是在交锋。问题是为什么交锋，谁同谁交锋。今天我们和一些人交锋的性质一目了然。从当前这场交锋的性质来看，是要不要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的斗争。《交锋》的结束语说，三次解放贯穿一条反左主线。我说，不对。这本书的指导思想倒是有一条主线，这就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把改革引入歧途，其实质是资本主义化，把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 “他们批左，实际上是批马克思主义，批社会主义。凭一些编造出来的条条，就要冲破姓社姓资、姓公姓私，你们做得到吗？你们冲得破吗？如果不讲姓社姓资，岂不是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背叛？如果不讲姓公姓私，岂不是对《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理和我们党的基本路线的背叛？” 这个会议之后，以《中流》《当代思潮》《真理的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