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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玩市场上的假东西太多啦!专访北京鉴赏家陈重远 10岁那年进了古玩铺 石：陈老，上海刚刚开过世界华人收藏大会，上海的文艺界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海内外收藏家的反响都很热烈，这件事可能会继续进行下去。会议期间，来自全国的收藏界朋友一直惦记着您，如果你能出席的话，那就太好啦。会上，大家说到您，认为您的大作像《古玩史话与鉴赏》、《文物话春秋》、《古玩谈旧闻》等等，非常有历史价值，而且生动丰富。您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下写作这些故事的？ 陈：史贵存真，不能胡编臆造。我为什么能写出这么多东西呢，除了我自己的经历，还采访了许多老人，跟他们聊出来的 我们家是个大家族，很多人与古董行有关。祖父在北京开银楼，他是一个银匠，我父亲后来也做了银匠。那跟古玩有什么联系呢？过去宋瓷口沿残的需要镶口，那就是银匠的活。我的大爷（伯父）陈中孚宣统二年（1910年）就来北京古玩铺学生意，他当时是跟后来的大古董商岳彬一块来的，是由我的表舅爷常惠川带来的。表舅爷是给清宫里头的庆小山当管事的，庆小山专门负责宫里的古玩陈设，他也就和古董行、古玩商来往密切，还跟着买了一些古玩 石：您就是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进的古玩行，并且逐渐长大 陈：我是这个家族的长孙，小时候念《四书》，写毛笔字，学古玩。１０岁那年进入伯父的文古斋当学徒，慢慢看到伯父的儿子上中学念书，而我老当学徒，于是也想上学，渴望新式教育。先是认识了一个地下党，看了一些进步书籍，后来和同学杜国元一起，准备去解放区。结果阴差阳错我没有走成，只好回来和家里谈判，最后家里同意让我念书。我在辅仁大学念过经济系，在华北人民大学毕业，毕业的时候就已经入了团、入了党，于是就参军南下当干部。解放后一直在兵工系统教了３０多年的马列主义课 写书，是为了“以人为鉴” 石：那您又是在什么时候开始重拾话头，着手写琉璃厂古玩铺故事的？ 陈：那是1985年以后，我那兵工管理干部学院要撤消，领导要让我去经商，我说我干不了，就等着不久离休。于是从那时起我就开始采访那些古董商。那些老人当时还都健在，２０多年来我采访了５００多人次，那时候跟我常来往的有十几个人，我几乎天天去拜访他们，采访两三次以上的有５０多人。他们这些老人也说，如果他们这一代人死了，谁想写也写不出来了。我一边写，一边这些人就一个个相继过世了，如今只剩故宫博物院的耿宝昌一个了 石：您是为我们抢救了一段珍贵的历史，那么在您写作这些故事的过程中最大的体验和感触是什么？ 陈：古人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鉴，可以知荣辱。”我写书坚持实话实说，把隐蔽的许多事情说了出来，其中很多事件发人深省，甚至沉痛。比如说，常惠川把我伯父和岳彬从乡下带来京城以后，他有一个鼎，他原本以为是夏商周三代的东西，后来鉴定下来是秦的。这样就买贵了砸在手里，在老家存了不少年。到日本鬼子来的时候，常惠川也已故世，他的儿子是我的表大爷，就把那鼎拿到文古斋我伯父那里去了，说让他保存着。1947年的时候，我伯父陈中孚偷偷和岳彬一起把那鼎低价卖给了一个美国人。我那表大爷知道后不乐意啊，说太便宜了你得给我买回来。为了这个事情，他经常从老家乡下到京城来回跑，来要账、交涉。这个时候，我们乡下那片正逢共产党和国民党拉锯战，有时候国民党来，有时候共产党来，当时也有农会，还有还乡团。农会的人认为我的表大爷老往京城跑，是去勾搭还乡团来着。因为这个，等到土改的时候，我的表大爷全家都给打死了，儿女都没有了 所以，我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呢。就说这件事情，他们两人都是常惠川带来学古玩铺的，但是最后因为一个鼎的问题，东家掌柜都不给人家钱，让人家来回跑，因为这事让他绝了后。这里头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岳彬和我大爷陈中孚他们俩在做人上都不怎么的，所以最后他们的结果也不好。因此，我感觉到写古玩就是要写这些，要写出“以人为鉴”的道理，不是单单的鉴定或买卖故事 那只拍出天价的珐琅彩瓶子是我叔叔仿的 石：您这种“以史为鉴”的写作立意非常高。确实，古董买卖过程中因为真假问题和人事变迁而引出许多人生的悲欢离合 陈：就是啊。现在官窑瓷器最值钱，我的叔叔陈建侯当年在景德镇就专门仿明清官窑瓷器，他是民国年间天津同泰祥细瓷店的经理。你看这本杂志上某上海银行家收藏的那件一道釉（单色釉）柳条缸图片，就是我见过的我叔叔仿的。我大爷陈中孚经常卖东西给那银行家。这一道釉仿得水准绝了，现在的高仿怎么能比呢！ 还有，前两年突然出现的那个珐琅彩的瓶子，在香港竟然拍了一亿多港元。那可不得了啊！你看我在《收藏》杂志上的文章《珐琅彩何其多？》，好多假的啊！常有人拿假的来给我看，我只好不作声。我为什么写这篇文章呢？现在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买的人认为是真的，你卖的人也认为是真的，那这个就是真的，真是胡说八道！ 至于字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