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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赓武 民族国家与天下观念澳大利亚首任驻华大使费思曾半开玩笑地说，王赓武可以当好中国总理。历史学家唐德刚则可惜这位国立中央大学的学弟没能成为另一个顾维钧。王赓武自己却不觉得遗憾，“我很幸运，有机会一直呆在大学再好没有，最适合我性情的工作就是这个。” 1930年，他出生在印尼泗水，之后在马来西亚小镇怡保成长。他父母原籍江苏，家里保持着中文语境，外面却是多民族共处的环境，因此自小就习惯接触各种语言：汉语、英语、马来语、印度语 在南京的中央大学读了一年书后，因为国共内战，王赓武转入新加坡马来亚大学。当时正是抗英反殖民运动时期，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党派和活动，连学生也每天都在谈论该怎么建国。因为大学毕业生很稀罕，许多同学读完本科就进政府了，他却应学校之邀留下当了助教，稍后又拿了奖学金去英国读博士。博士还没读完，学校说读完回来当讲师吧。之后就是高级讲师、教授、院长，水到渠成 1957年，就在王赓武回去的那个月，马来亚独立。当地华人面临选择：回到中国，还是留下入籍。他自己选择了留下，同时留心其他人的选择。“我已经做了决定，但我也要明白这个决定到底有什么影响，看看别人经验如何。”此后他兴趣越来越浓，又扩展到研究东南亚各地、美国、澳大利亚、非洲华人的历史 一个是成长的地方，一个是求知的地方，王赓武对马来亚和新加坡都有特殊感情。新、马最大区别是一个以华人为主，一个以马来人为主。1963年，马来亚联合新加坡等地组成马来西亚联邦，两年之后，新加坡被迫退出联邦。当时王赓武正从悉尼过境返国，在电视上看到了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落泪的一幕；隔天，他从新加坡转机回吉隆坡时，却看到机场有人燃放爆竹庆祝 在马来亚大学教书10年，1968年，王赓武转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立大学与国家图书馆同在堪培拉，这两个地方收藏的当代中国的材料非常丰富。他很快注意到“文革”，产生浓厚兴趣。1972年，澳大利亚与中国建交。因为刚建交中国特别客气，次年国立大学组织了代表团来华考察，结果正撞上“批林批孔”运动 王赓武费解的是：“批林批孔”要先讲一通“封建”的孔孟之道，一方面要批，一方面又使它广为人知。辛亥革命以后，国共内战以后，中国到底怎么样？中国的传统、思想与中国的当代史到底是什么关系？革命是否真把传统革掉了？他的结论正相反，中国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逃不脱中国的传统。中国当代的发展，应该与它的传统结合起来理解。后来，一些中国学者告诉他，当时他们很高兴，要不是“批林批孔”就看不到那些东西 1986年，王赓武成为香港大学校长。当时香港尚未回归，大学经费主要来自政府资助。港府每年都会来查账，但完全不干涉校务。有传言说因为王校长实在忙得离谱，一位学生不得不抓住一同上洗手间的机会跟他谈论文进展 那10年，他得以近距离观察香港和中国。中英谈判结束之后，一些香港人开始离开，但人数不是很多。到1989年夏天，每个领事馆都排起了长龙。1992年后，不少人又回来了。有的是家在国外，自己拿着外国护照回香港工作；有的是上一代离开，下一代回来。有的人当年卖了房去加拿大住，冬天冷得根本住不惯，想要回来时加拿大的房不值钱，香港房产却日渐昂贵，再也买不起 1996年初，卸任港大校长次日，王赓武赴新加坡出任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所长。次年研究所迁入新加坡国立大学，更名东亚研究所。他当了10年所长，XX年改任主席。此外他还担任东南亚研究院主席（自XX年）和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主席（自XX年） 今年10月，作为首届“陈寅恪学术讲座”主讲人，他在中山大学作了3场演讲，从题目就可以想见他对文化、民族、国家问题始终念念不忘――晚唐：天下文化；明清之际：文化民族；辛亥以后：民族国家、国家文化 作为海外华人研究的大家，他自己家庭几代人的流变也仿佛一部小小的华人史：他父母这一代，心怀故国，只是因为历史原因流寓海外；他这一代对中国的感情和父母那代人已经有分别，但仍然认同自己是华人；他孩子这一代还能讲中文，但可能更多把自己看作澳大利亚人；到孙子这一代，连中国话都不会说了 天下观与民族观 人物周刊：您在中山大学三次“陈寅恪学术讲座”总的题目是“文化、民族、国家”，这里文化、民族、国家三者是什么关系？ 王赓武：自商周以降，中国主导的思想，不管儒家也好，法家也好，多多少少有一种天下观念，而没有文化、民族、国家的观念，一直到唐末。这种天下观念是哲学家、思想家谈的一种价值观念，比较抽象比较理想，可以说是普世的，超越国界。但从宋朝到明清有很明显的趋势，就是渐渐有一种民族观念。我认为宋朝开始有了，宋朝要抵制外来侵略――契丹、女真、党项、蒙古，保护华夏文化，一般人发展出了一种民族感。元朝不同种族的人分等级，南宋的遗民“南人”等级最低，民族感更加凸显出来。为什么元朝时有宋朝遗民，许多人效忠宋朝不愿跟蒙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