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标尺无力考究高校贪腐.docVIP

道德标尺无力考究高校贪腐官、学、商各归其位――虽然未必是最优的解决之道，但对高校腐败的现实，已经显得非常迫切。 中国教育部最近推行一项新政策规定，从XX年开始，部属大学的校长离职前，必须将经济责任审计报告作为交接内容，任内的重大经济决策和经济事项决定的程序、效果，校长们也必须做出说明。此前，XX年爆出天津大学原校长单平违规将校产委托他人炒股造成巨额损失案，和南开大学一家校办企业负责人因涉嫌贪污被调查期间外逃一案，涉案金额都高达亿元以上。敏感的媒体随后做出了一个预测，认为高校将成为下一阶段反腐的重点 这个预测似乎过于乐观了一点。教育部明确指出，“经济责任”是指领导干部任职期间对其所在学校（单位）财务收支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性，以及有关经济活动应当负有的责任，在大学校长离职前审查他们这一责任，尽管从来没有过，但现在还仅限于教育部部属高校（绝大多数是中国的重点大学），即使推广到全国所有的高校，事后追责的政策到底效果如何，也还是未知之数。然而媒体和民众却如此敏感并且期待，说明整治高校腐败已经到了非常急迫的时刻 不易监管的高校腐败 大学并不像有人想当然中那样，天然是一方净土。高校腐败产生的原因也和其他地方没有什么两样，那些最容易滋生腐败的因素：市场垄断和缺乏监督的权力在高校的存在，使得来自大学的贪腐消息不绝于耳 接受党委领导和行政机关管理的公立高校是中国大学的绝对主流，是一种高度垄断而且稀缺的资源，权力监督的重心多年落在招生环节，自高校扩招以来，大学能够调度的资源今非昔比，各个环节的财务监督都亟待实施。然而，中国大学的治校体制却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大学中的经济腐败因此也带有转型社会的特征。如同市场经济改革起步阶段的很多情形一样，大学某些情形下已经变成了市场的主体，享有市场带来的收益，然而管理体制和治理方式维持着计划经济的风格。两种制度的落差产生了巨大的灰色地带，为一些人带来了中饱私囊的机会 高校招生过程中买卖入学资格的情形且不论，最常见的高校腐败还发生在教材采购环节。高校一般向学生代收一笔费用，用以集中代购教材，利用规模效应取得较低的价格，最终受惠的理应是学生。但现实中采购人员吃回扣，宁可接受较低的折扣，采购定价高而质量差甚至学生根本不需要的教材，最终统统要学生买单。代购教材本来应出自学生志愿，但许多大学事先不征求意见，强制代购。随着图书发行市场的竞争和成熟，要求自行购买教材的呼声已经有很多年，大学始终不愿意放弃代购。更为恶劣的是，教材购回后，大学应该与学生结算费用，退还结余，但据《中国审计报》披露，许多大学竟然多年来从未进行过结算。教材采购环节的腐败，由此成了高校久治不愈而且是公开的恶疾，涉及到的金额每年虽未必惊人，却最直白不过地说明了腐败治理的困难所在 腐败行为最多发的是基建领域。1990年代后期的政策性扩招一度使各地大学校舍和场馆紧缺，1999年前后，大多数高校大兴土木，又多又快地盖了很多房屋；这个扩建校舍、发展新校区和大学城的浪潮，至今已经是一笔很大的生意。这笔生意本来有成熟的市场模式可资借鉴，可以按照政府市政工程的模式进行招投标，也可以采取更为市场化的运作方式，但都要便于社会监督整个过程是否公开透明。尽管大学并不属于义务教育，但大学的性质是非营利性的，其经费来源一方面有政府投入，另一方面要依赖学生缴纳的学费。国家教育投入一直不足，经费很紧张，而学费又是国民一项巨额的经济负担，社会监督高校的基建资金使用情况，防止因为腐败造成经济损失，是很自然的事情 然而，高校基建中的腐败屡屡发生，说明监督并不容易。中国大学那种官、学、商并存的混合体制，尤其加重了监管的难度 官学商混合体制是病因 在官学商并存的混合体制里，不管是部属大学还是地方院校，大学校长和高校行政人员都是有行政级别的政府官员，同时大学还自己兴办企业、进行各种商务活动（培训、冠名等等）。行政机关经营企业，已经被证明是一种不公平的市场行为，也加大了监管的难度，大学却同时兼具官、学、商三种身份，部分具有政府机构的性质，同时又是市场主体，还要发挥教育功能，显然，这种混合体制使财务监管和其他监管形式都更加困难。高校财务令人吃惊的混乱，就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了 根据审计署披露的XX年对18所重点大学的审计结果，各种乱收费一年计有8亿元之多，高校财务及校办产业管理薄弱，普遍存在收支反映不实、科研课题经费管理不规范和校办企业管理不严的问题。有的校办企业存在严重违法违规问题，清华大学这样的名校也概莫能外 官学商混合体制意味着分别针对政府、教育和商业部门的监管制度，无法单独地对大学进行有效监管，在校内营建、课题经费管理、校内收费和校办企业等等性质含糊的地带，现有的监管制度尤其难以发挥作用，这些性质含糊的地带也正是高校腐败高发的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