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德布罗姆the_science_of_mudding_through中文翻译概要1.docVIP

The science of mudding through 渐进调试的科学[1] 假定一个行政官员负责针对通货膨胀制定政策。开始时，他可能会根据其重要程度列出所有相关的价值，比如说，完全就业，合理商业利润，保护小额存款，防止股票崩盘等等。接下来，在达到这些价值最大化的过程中，政策所有可能的后果会根据效果的多寡加以估价。当然，这种估价需要对社会成员拥有的价值观做大量的调查，也需要大量能计算一种价值在多大程度与另一种价值等同的估算方法。然后第二步，他会列出所有可能的替代政策。第三步，他会在大量的替代政策中做系统的比较以决定使价值最大化的那种政策。 在比较政策过程中，他会利用任何可以利用的从各种政策总结出来的理论。例如，针对通货膨胀，他会比较所有相关的价格理论。由于没有替代政策超出他的调查，一方面，他会考虑实行严格的中央控制以及取消所有价格和市场；另一方面，他会考虑取消自由市场完全赖以存在的所有公共管理。根据任何一般化的理论，他都会发现以上这样的经济假设。 事实上，最后他会尽量选择能使他的各种价值最大化的选择。 一种替代性的处理会被定为首要目标，明显地抑或是无意识的想法，相对地达到控制价格水平的简单目标。这个目标可能包括或由完全就业这样的复杂目标构成。事实上，他会超越当前利益而舍弃另外的社会价值，他甚至暂时不会试图对他认为直接相关这些价值归类。一旦受到压力，他会很快承认他忽略了许多相关价值和他的政策可能产生的众多后果。 第二阶段时，他会列出那些他碰到的相对很少的替代政策。他会比较它们。在比较有限的替代政策中时，它们大多数与过去的争论联系，通常他不会找到一种精确的理论能使他对这些政策的后果一一加以比较。与此不同，他会主要依赖过去小的政策步骤获得的经验来预测类似措施在未来产生的结果。 另外，他会找到一种以不同方式把目标和价值结合在一起的替代政策。例如，一项政策可能以失业风险为代价保持价格的稳定水平；另一种政策可能以较不稳定价格水平换来较少的失业风险。因此，在此方法的下一步，他会把价值选择与达到价值的手段选择结合在一起做出最后选择。他不会像第一种方法那样以一种近似的机械过程来选择。在此以前，这种方法已经对最令人满意的目标加以分类和划分等级。因为第二种方法的实行者只期望部分地达到他们的目标，他们期望无止境地重复以上所描述的次序。条件和抱负改变，预测的准确性也有改善。 一、根方法和枝方法 对于复杂的问题，两种方法的前一种当然不可能实行。尽管我们可以描述这样的方法，除了应用于相对简单的问题以外它不能实行，它甚至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修改形式。这种方法只不过假定人们不拥有智力能力和信息资源，当可以分配给一个政策问题的时间和金钱有限时，制定政策的方法甚至更加荒谬，事实往往如此。事实上，对于公共行政官员特别重要的是，公共机构经常不会按指示有效实行第一种方法。这就是说，他们指定的职责和约束，可能是政治上和法律上的，限制了他们从可以想象到的无数替代中注意为数不多的价值和为数不多的替代政策。第二种方法就是这样被实行的。 然而，奇怪的是，决策制定、政策形成、计划编制和公共管理的著作使第一种而不是使第二种方法形式化，它们使处理复杂决定的公共管理者处在他们很少鼓吹的实践位置上。为了强调起见，我冒了些夸大的风险。显而易见，这些著作意识到人类能力的有限性和政策接近第二种形式的必然性。但是，理性的政策形成公式化的企图，明确安排在过程中所需的步骤，通常描述第一种方法而不是第二种方法。[2] 描述政策甚至是复杂问题形成的通常倾向好像遵循第一种方法。这种倾向以关注实践研究、统计决策理论、系统分析而得到巩固和成功的享受。以第一种方法为典型的这些方法有明确的目的、清晰的评估、广泛的高层次的总结描述，数学量化分析是其主要价值。但是这些先进方法主要地在解决相对较小规模的问题上拥有准确的技巧。这些小规模问题的解决考虑到的变量总数目和价值问题是有限的。这些应用技术的“领头羊”兰德公司经济学分部的首领查尔斯·希赤这样写到：我从我在兰德公司或别的地方的经验中做出经验性总结：运筹学是解决一些低层次问题的次最优化艺术。由于我们按一种顺序企图做出每个层次的决策，因此困难增多，我们的特殊能力随之减少。这样的简单清晰的模型正在被运筹学者熟练运用。的确，这些模型能反映众多因素对乔治华盛顿大桥交通管制的影响。但是，通过任何这样和正在研究的模型呈现的相关现实的程度，比如说重大外交政策的做出，看来几乎微不足道。[3] 因此，我在这篇论文中提出澄清第二种方法，使其公式化。这种方法在典籍中被大大忽视了。我把它描述为有限连续方法。我还会把它与可称为理性—综合的第一种方法加以对照比较。[4] 在这篇文章中一般突出使用令人印象更深和简单明了的枝方法和根方法。前者不断地从当前位置逐步地、小幅度地建立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