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社会”起源的再探讨-社会学视野.doc

“单位社会”起源之社会思想寻踪 田毅鹏 刘杰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吉林 长春，130012） 本文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6期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在结束了百年的危机和动荡之后，在摧毁旧社会的基础上建立了以“国家—单位—个人”为纵向主轴的单位社会。关于建国后中国走向“单位社会”的原因，中外学术界已经进行了颇具深度的探讨。有的学者将单位制度的建立归因于民主革命时期“根据地建设经验”的移植；有的观点认为单位社会建立最为直接的背景是“社会资源总量不足与社会调控体系的重建”。有的观点则将单位组织与中国传统的宗法家族文化联系起来；还有的观点强调苏联模式的外在影响。其观点可谓是纵说纷纭，莫衷一是。毫无疑问，上述观点对于单位制研究的深化和理解具有重要意义。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在单位制研究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局限于简单地描述其外部特征及其变化，而要打破框框，开阔视野，注意揭示其得以建立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并着重研究在每一历史阶段上，人们对所处历史条件的认识水平。这里所说的历史条件，既包括社会物质条件、国际国内形势，也包括社会传统的精神、心理、观念和文化因素。尤其应从长时段角度对单位社会的建立做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 检视以往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此前的研究多强调“单位社会”起源和形成的“被动性”和对外部经验的借鉴，而很少注意到此过程中中国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理性思辨和选择。在这一意义上，探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思想的特征及其走向便具有了特殊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从社会思想的研究视角，对“单位社会”起源和形成的机制展开深入的研究探讨。 一、近代中国社会的总体性危机与社会思潮走向激进 在中国历史上，自秦汉“郡县社会”建立以来，传统社会结构的总体格局即已基本形成，在这期间虽然也常发生周期性的震荡和危机，但从总体上看，直到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之前，中国传统社会并未面临根本性的危机和挑战。19世纪中叶，当英国东方远征军凭借其“坚船利炮”迫使清王朝签订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后，中华帝国开始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历史上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也由此揭开序幕。面对西方列强的冲击，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的传统运行方式开始面临根本性的挑战。 很多研究者在概括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所面临的这种“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时，都意识到危机的严重性和复杂性。以皇帝为中心的王朝统治虽然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在乡土社会松散性和自足性的背景下却无法整合全社会的力量以回应来自西方的挑战。遂导致这种危机带有社会总体性特点，这是“一种涉及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的总体性危机；危机的各个方面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即它们植根于中国的历史或过去，从而对中国来说，摆脱危机的唯一道路就是与自己的过去实行最为彻底的决裂。” 即中国社会要想摆脱严重的统治危机，就必须实现根本性的社会变革。以中国传统社会空前危机为背景，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思想界便开始迅速走向激进，到20年代前后，这种激进主义取向达到了高潮。主要表现在：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激烈否定、乌托邦思想空前发达、全民主义取向等方面。从历史上看，这几股思潮的发生、发展及演化直接为“单位社会”的建立提供了思想准备。 1．激进主义：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激烈否定。 历史上，当一个社会处于危机状态时，往往会产生两种反应：一种情形是社会内部凝聚力的增强，即通过高扬传统，增强自我认同的途径，唤起民族内部团结认同的力量，以度过危机；另一种情况则是以外部先进的文明社会为参照系，试图通过激烈的自我否定和批判，以获得新生。在后一种情况下，社会发展及其转换往往是通过激烈的思想革命和社会革命而实现的。在这一意义上，“单位社会”这一新社会的蓝图实际上就是建立在对传统社会激烈否定基础上的“新社会”的图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中国传统社会的空前危机为背景，思想界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反传统倾向。此后，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思想界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批判也变得愈加激烈。现代中国社会思潮的这一变化倾向，给很多中外研究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认为：“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最显着特征之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坚决地全盘否定的态度的出现与持续。”这一思潮的一个重要预设在于“如果要进行意义深远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基本前提是先要使人们的价值和精神整体地改变。如果实现这样的革命，就必须激进地拒斥中国过去的传统主流。”而反传统取向的最激进的发展，当属五四时期，“五四人的意识深处，并非近代西方意义‘to be free’[求自由],而是‘to be liberated’[求解放]。这二者虽有关联，但究竟不是一回事。他们所急的，是从传统解放，从旧制度解放，从旧思想解放，从旧的风俗习惯解放，从旧的文学解放。于是，大家一股子劲反权威，反传统、反偶像、反旧道德。”这股激烈的反传统思潮愈演愈烈，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