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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谐社会户籍制度构建的模式研究 摘要：户籍制度作为一项基本的国家行政制度在确立之初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随着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中国现行的户籍制度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桎梏。着力破除城乡二元割裂、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则迫切需要深化户籍改革、统筹结合、稳步发展、立法保障制度公平，打破城乡界限、逐步消除城乡壁垒，达到真正的和谐统筹。 关键词：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管理；制度构建 中国现行的户籍制度，以旧时计划经济体制为背景，具有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社会公共管理和社会控制制度的一切基本特征。实践中，它已远远超过了治安管理和人口统计的职能范围，与粮油供应、劳动就业、福利保障、义务教育等制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二元户籍制度模式。在当时社会主义制度初步确立、财富尚不充裕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户籍制度在分配社会资源、维护社会秩序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并逐步完善，植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现行户籍制度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新的经济社会现实的要求，其所体现的城乡居民二元管理、区别对待的模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合理有序流动的要求相脱节，与我国当前统筹城乡发展的科学发展道路背道而驰，人为制造了公民在法律地位和现实利益方面的不平等，违背了人人平等的宪政精神，成为我国实现经济良性发展、社会和谐有序的制度性障碍。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也明确提出了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要求，为此，探索新的户籍模式，构建和谐制度，既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要举措，更是对逐步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一、当前户籍制度的弊端 （一）制造不平等身份 根据户籍制度规定，个人在出生伊始就有了户口身份。户口登记功能在国际上是普遍存在的，而中国户口登记制度的“独特性”在于划分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的户籍管理体制确认和固定了中国社会业已形成的城乡二元化体制。作为一种固定身份的中国农民在诸如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燃料供给、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险、婚姻等许多方面受到社会的不平等待遇，户籍政策造就了不平等身份，违背了公平正义的自然法则。中国还有占总人口的70%以上的9亿农民，农民仍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拥有农民身份的人仍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尽管在正常情况下对人口的统计应根据职业、居住地等来划分，但在中国按照户籍的区分有着特定分离的含义，对农民的差别待遇或歧视问题的本质就是一种身份歧视。现行制度不但没有克服歧视与不公反而强化了这种趋向，根据身份来配置资源和约束农民，不利于增加农民的收入，既固化了个人身份的不平等，又合法性的异化了这种不平等的分配。 （二）产生籍地特权 户口地通常指个人出生时初始登记的地方，它是个人享有权利和利益分配的重要客观依据。户籍制度规定按照出生地域来确定个人权利和配置资源，与公平的正义和分配的正义原则相去甚远。公平正义要求个人间的自然权利、初始机会应该是平等的。出生地对个人而言难以选择的，但以此来确立权利、利益分配显然是不合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户口所承载的权利和附加性的福利待遇都简单地以户籍性质为依据进行差别性的分配，导致了籍地特权和地域间的歧视，形成籍地权利高于公民权利的状况，甚至在同一起交通事故中，户籍性质不同的受害人得到的赔偿数额都有极大差别。籍地规则与正义制度存在一定的距离。而户籍制度则给个人选择设置了重重障碍，加剧了城乡割裂，阻碍了城乡统筹，加剧了社会分化。 （三）限制公民迁徙自由 人口流动包括户口、教育、医疗和人事关系在内的“人口”全部外延和内涵都可以流动。迁徙自由是现代社会公民应当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当今世界多数国家的宪法都有公民迁徙自由的规定，迁徙自由也是联合国确认和保护的基本人权之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就规定了公民有迁徙和选择住所的自由。迁徙自由权在当代中国经历了一个由肯定到否定再到一定程度默认的曲折历程。1954年宪法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后来，以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开始对人口自由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和政府管制，将城乡居民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这在事实上以一般法律否定了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关于迁徙自由的规定。1975年宪法取消了有关迁徙自由的规定，此后一直没有恢复。这种二元结构的封闭式的户籍管理模式严格限制人口流动其结果造成了中国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畸形现象：有人口流动而无人口迁徙；有城市流动人口而无城市新迁移民。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大力推行，因务工经商、求职应聘等诱发的人口迁徙现象日趋突出，用传统的户籍制度钳制人口的迁徙已难以奏效。现行户籍制度的改革依然显得相当被动和滞后，与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相距甚远。 （四）钳制生产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