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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分子生物学的大门——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人文6 叶菁 2015010779196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授予沃森、克里克和威尔金斯三人，以表彰他们在发现核酸的分子结构及其对生物中信息传递的重要性上的工作。罗莎琳·富兰克林也对DNA分子结构的发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她的X光衍射DNA分子结构照片给予了沃森研究DNA结构的灵感。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标志着分子生物学的到来，被学界公认为20世纪三大科学发现之一，也是生物学历史上与达尔文进化论齐名的成就。它是20世纪遗传学、生物化学、物理学交叉融合的结晶。接下来，本文将从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背景、过程、意义和对后世科学发展的启示四个方面来分析这个科学史上的壮举。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背景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孟德尔遗传因子理论的再发现，遗传学成为了生物学研究的中心。孟德尔学说的核心概念是“遗传因子”，人们一直在探求着遗传因子的化学本质。1909年丹麦植物学家约翰逊用“基因”代替了“遗传因子”，摩尔根用果蝇实验建立了基因遗传学说，证明了染色体是基因的物质载体，基因在染色体上作直线排列。摩尔根本人倾向于基因代表一个有机的化学实体。直到进入20世纪后，人们才充分认识到核酸在遗传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1928年格里菲思的肺炎双球菌发现了能使有膜病菌转化为无膜病菌的“转化因子”，1944年艾弗里最终证明了“转化因子”是DNA，且DNA是遗传信息的载体。德裔美国生物学家德尔布吕克关于噬菌体的研究强有力地支持了艾弗里的结论。1952年，赫尔希和蔡斯的噬菌体侵染实验明确表明DNA是遗传物质。在艾弗里等人工作的鼓励之下，生物化学家们开始重新考察核酸的结构。列文已经指出了RNA有4种碱基，但他认为这4种碱基的量相等，从而提出了一种简单的核酸结构的模型。下一步是要搞清楚DNA的化学结构，此时的英国生物物理学家威尔金斯用X射线技术研究了DNA的晶体结构，给出了关于DNA纤维的X射线衍射图。这些工作为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打下基础。在这个时期，研究者们将生化遗传学的研究成果与结构学家的大分子研究成果结合起来，从而推导出DNA的实际结构，进而推导出DNA的许多功能特性。沃森和克里克的工作在这一时期占据了统治的地位。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过程沃森很早就被薛定谔的《生命是什么？》一书吸引，决心寻找基因的奥秘，他以噬菌体遗传学为主题获得博士学位。1951年，沃森到了剑桥的卡文迪许实验室，与克里克相遇。克里克在伦敦大学学院获得物理学学位，他也受到了薛定谔《生命是什么？》的启发，决定研究物理学在生物学中的应用。克里克决定用精确的概念，即物理学和化学家的概念来考虑生物本质问题。沃森是一位出色的噬菌体遗传学家，克里克则是一位不仅了解X射线结晶学而且对基因结构与生物学功能很感兴趣的物理学家。沃森在那不勒斯的一场学术会议中看到了威尔金斯的DNAX射线衍射图，决定研究DNA的结构以更好地理解基因是如何起作用的。与此同时，美国的化学家鲍林发现了蛋白质的α螺旋结构，这给了沃森和克里克很大的启发，他们很快认识到DNA也很可能是螺旋结构。鲍林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查看分子维度的物理方法，即先根据理论上的考虑建立模型，再用X射线衍射结果来检验模型。沃森和克里克就建立了一大堆嘌呤碱基和嘧啶碱基模型。沃森和克里克首先必须搞清楚DNA分子多核苷酸链的数目。从表面上看，X光衍射数据和二、三或者四条多核苷酸链都符合，但关键问题是DNA链围绕中心轴旋转的角度和半径的大小。最初他们设计出磷酸二酯键的一种形状，把三条多核苷酸链以一定方式彼此缠绕在一起，这似乎与威尔金斯和罗西的X光衍射图谱相吻合。但是很快，DNA模型的含水量被证实是错误的，正确的DNA模型至少应该比这个模型中的水多十倍。沃森和克里克的化学与数学水平并不太高，但幸运的是当时的剑桥人才济济，汇聚着各国优秀的化学家和数学家。奥地利生物化学家查哥夫流亡到了剑桥大学医学与外科学院，他很快与沃森和克里克相识并交谈。沃森和克里克认识到了腺嘌呤分子的数目与胸腺嘧啶分子的数目非常相似，而鸟嘌呤分子数与胞嘧啶分子数又极其接近。并且，腺嘌呤与胸腺嘧啶的比例又因不同的生物来源而有所不同。获得这个认识对沃森和克里克的研究极其重要，因为它揭示出DNA分子如何被维系在一起，以及如何复制自己。然而，还没有证据表明DNA分子由几条链组成，或者链与链之间的空间关系如何。不久，沃森和克里克又与剑桥年轻的数学家约翰·格里菲斯偶然相遇，他们提出DNA复制的互补结构设想，克里克主张DNA的复制与碱基平面之间的特殊吸引力有关。幸运的是，格里菲斯会计算这种吸引力。一些粗略的计算结果显示，腺嘌呤和胸腺嘧啶的平面应该是粘在一起的。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解释鸟嘌呤和胞嘧啶之间的吸引力。这也就验证了查哥夫的等量碱基对规律。于是，沃森开始重构DNA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