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干部培训制度小窥..docxVIP

中国古代的干部培训制度小窥回头看看中国传统的官员培训，在中国古代文化瑰宝中，教育思想可谓博大精深。从孔子主张“有教无类”、提出与世袭制度相对的“学而优则仕”的原则，到朱舜水阐述“敬教劝学，建国之大本；兴贤育才，为政之先务”的观点，典型地反映了历代哲人学者中普遍存在的“学本论”思想。正是从“以学为本”的基点出发，诸子百家们或论阴阳、或谈纵横，大都围绕着这样一个中心：培养人才，为善兴道，治乱废妄，安国利民。治国之道，不外乎行政、法律、教育三种手段。孔子认为，行政与法律手段只能起强制约束作用，而不能从思想上解决问题，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反映了孔子主张只有用仁德和礼义来引导和教育百姓，才能使他们懂得做坏事可耻，从而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之观点。孔子还进一步提出：“以教为首，先教后刑；既陈道德以先服之；而犹不可，尚贤以劝之；又不可，即废之；又不可，而后以威惮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从化者，然后待之以刑，则民咸知罪矣。”（《孔子家语，始诛》）意即先用礼义道德进行说服教育，然后采用行政手段，最后，对顽固不化者才动用刑罚。对此，孟子也有相近的观点，“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即使在强调政令与刑罚的法家阵营中，也不难发现对教化作用认可的言论，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就承认：“教之化民也深于命，民之效上也捷于令。”其意为，用教育手段去感化民众，比行政命令更深刻；受到教化的民众主动行动起来，比执行政令更迅速。作为法家代表作之一的《管子》也指出行政手段与教育手段目的相似而方法各异，通过教育和训诲，可以杜绝邪行，减少刑罚。教化对于行政法律有“替代效应”，“政教相似而殊方”（《侈靡》），“凡牧民者，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权修》）。古代儒法两家的治国思想虽各执一端、互有长短，但都把教化置于十分重要的位置上，可见教化确乃行政、法律所无可企及、不可替代的治国安邦之重要途径。可贵的是，古代思想家们并不认为教育的对象仅限于百姓，而是明确地把君主、官吏划入范围之内。且认为君、吏、民三者关系紧密相连。管子指出：“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管子?君臣上》）孔子分析道：“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君为正，则百姓从而正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君不为正，百姓何所从乎？”（《孔子家语?王言解》）苏绰、刘禹锡也分别直言执政者自己修养得不好，却想让老百姓有好的修养，，那是不可能的。“君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者，是犹无的而责射中也。”（《周书?苏绰传》）“修身而不通及治者有矣，未有不自己而能及民者。”（唐?刘禹锡《答饶州元使君书》）以上观点较为深刻地揭示了君、吏、民之间的正向影响关系。的确，历史的经验教训也反复证明了这些观点的正确性。且看唐太宗统治的前期，由于他既注重自身修养又鼓励手下犯颜直谏，因此朝廷中直臣大量涌现，就连在隋炀帝时期臭名远扬的裴矩到了唐太宗那里，竟也能处处秉公办事了。然而，晚年的唐太宗却放松了自身修养，致使许多文官武臣逐渐向坏的方向转化。最典型的就是褚遂良，这个在魏征、戴胄之后曾享有直臣美誉的人，随着太宗的晚节不保，也潜移默化地变成了专看太宗脸色行事、穷凶极恶、陷害忠良的佞臣。有一个浅显的道理是：由于民众与最高执政者并不直接相处，所以，大量的教化工作要靠各级官吏去做，这就使官吏们的素养同样显得十分重要。贾谊的结论是“君能为善，则吏必能为善矣；吏能为善，则民必能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吏之罪也；吏之不善也，君之过也”（汉?贾：谊《新书?大政上》。孟子更是形象地把这种上对下的影响概括为“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堰”（《孟子?滕文公上》）。因此，古人强调只有官吏修养好了，才能担负起管理、教化民众的任务，所谓“明主治吏不治民”有其深刻的哲理。遗憾的是，历代先人们虽有许多“正百官，化万民”的深刻思想、详尽论述，但往往难以付诸实践，古代吏治更谈不上有官吏培训的制度化。从奴隶社会“学在官府”的官学制度到明清的官吏培养教育制度，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官吏培训基本上限于任官之前对官僚地主及皇家子弟的特殊培养，至于任官之后，则鲜见于对部分下级官吏的深造。与完备的选才、考核、激励和监察制度相比，官吏的在职培训制度相当薄弱，甚至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几乎是空白的。这一点值得深思，历史上的中国可谓文明有余而强盛不足，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不容置疑，那就是官吏的腐败无能。为官者普遍地把做官当作人生的目标，以为做了官就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为所欲为，故而，一旦官帽戴到头上，修炼就置于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