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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山山人与物
武大很多学子知道珞珈山,却不一定登过这座山;很多人知道十八栋中的周恩来、郭沫若故居,却不一定知道武汉大学乃至整个中国学术界、教育界的重量级人物,都曾在十八栋治学、居住、创作。如当年“珞珈三女杰”之一、外文系教授袁昌英与丈夫——经济学家杨端六住于一栋;同是“三女杰”之一、著名女作家凌叔华与丈夫——时任老武大文学院院长的陈源住于二栋;而第十八栋,则曾是武大最初三任校长——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的住处。
这里,曾有一段峥嵘的岁月,有过一代英杰的思索,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追溯渊源 :最初的元素
缪培基在《王世杰、武汉大学与我》中写道:“洋房(十八栋)高踞山顶水塔(珞珈山水塔)下面,俯瞰东湖碧水,远眺前方山峦。湖滨的广袤田野铺着金黄色的油菜花,迎风摇曳,白鹤飞翔,构成一幅美丽的图画。晴天我循小径步行越山顶而下,绕过半山庐去法学院(即现今老外楼)上课。下雨天则乘校方所备小轮车往返,交通称便。”
位于珞珈山南麓的十八栋,是老武大第一教职员住宅区的俗称,始建于1931年,1932年建成,属于国立武汉大学的一期工程建筑。一区十八栋共有8个单栋和10个双栋,可住28户人家。1933年,又增建三栋。抗日战争中被毁一栋,后来又增建一栋。栋数虽变,但这些建筑仍沿用旧名。
十八栋,不仅指这些依山傍水的三排英式乡间别墅风格的小洋楼,更重要的是里面曾居住着代表了武汉大学文化、学术和气质的多位优秀教授与作家。这些学术大家在这里生活、治学,使得当时的珞珈山南坡成为了华中地区的知识精英云集的圣地。
住在十八栋里的是老武大最优秀的教授,生活条件也最为优越。每栋英式小洋房有四层:最底层是厨房,以及厨师住处、煤炭堆放间;二楼是饭厅、客厅、书房;三楼是卧室、洗手间;四楼的阁楼是杂物间。小一点的楼一家住,大一点的、有庭院的楼一般是两家合住。
尽管住在山上,教授们并没有过着原始的生活。据皮宗石教授的儿子皮公亮老先生回忆,房内有24小时热水供应,水是循环的,送到三楼,洗手间还有抽水马桶。家里用的煤是白煤块,由当时山下的消费合作社开车送上山来。每家一般都会请两个佣人,一个厨工一个保姆。
珞珈情缘:有些故事已尘封
时任老武大文学院院长的陈源,与女作家凌叔华结为夫妻,住于二栋。陈源,笔名陈西滢,熟悉鲁迅作品的人应该在《狗·猫·鼠》里见过这个名字。这场笔仗,站在了进步学生和鲁迅的对立面,一些人对陈落后的看法就此形成。事实上,陈源是一个忧国忧民、有才华、十分善良、包容的人。他鞭笞旧中国的官僚制度,重视教书育人,“不因政见相左而轻其文”,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见于袁望雷《怀念吾师陈源教授》)
凌叔华出身于大家。当年陈源去她家拜访时,走过了几道门,通报了多位警卫,才走到她家房子面前,如同进皇宫一样庄重。陈源出身于劳工家庭,相比之下,两人之间的出身便相差很多。凌叔华在当时,是比之前的林徽因还要受欢迎的女作家,与文坛多位才子有过学术讨论、深入交流。徐志摩写信给她时,是把凌叔华作为“一个真能体会,真能容忍,而且真能融化的朋友”。
1935年10月初,由英国来武汉大学外文系任教的西班牙人朱利安·贝尔,与文学院院长陈源结交,暗地里爱上陈源夫人凌叔华。这段婚外情,陈源不是不知道,但他仍然选择了忍让包容。后来西班牙内战爆发,朱利安·贝尔回国参战,死于战场。
陈源相当有才华,但是为人内敛,未将才华吐就成作品,知名度不高,不过这丝毫未掩饰他的人格魅力。他的诸位学生都深情地回忆自己的恩师,他的独女陈小滢给自己的儿子取名“思源”,也是深情地缅怀自己的父亲陈源。
同为“珞珈三女杰”的袁昌英,嫁与经济系杨端六教授。她是武大外文系的严师,研究英美文学、从事戏剧教育,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翻译家、文学家,著名的翻译家叶君健就是她的学生。三女杰格外绵密、酽醇的友情,见于袁昌英之女杨静远的《让庐日记》。袁昌英曾是国大代表,在文革中被赶下乡,带双顶帽子,挥着大扫帚扫街,后来凄凉逝去。他们的儿子,后来武大生科院教授、著名的植物学家杨弘远,在文革时期与父母划清界限,并从未让两位老人见过孙子一面,甚至在父亲卧病在床时,他也不愿帮父亲翻身。
而“珞珈三女杰”之一的苏雪林,于1931年应聘来武大,正值“九一八”事变之后。她怀着如火如荼的爱国激情,将她用作嫁妆的3000元,加上十余年自己省吃俭用的教书薪俸购得以备养老的两根金条,捐献给国家帮助抗战,在知识界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传为美谈。解放时期,独自赴台湾。后来苏雪林为纪念亡友袁昌英,在台湾为她重印了两本书。凌叔华和苏雪林则曾于1970年在台湾见过一次,也一直在通信。
风云际会:挣扎与变换
1937年,日军对中国的侵略态势愈演愈烈。为保存武汉大学的实力,王星拱校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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