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利益国家化是高教大众化的关键——兼谈民办高教.docVIP

　　教育利益国家化是高教大众化的关键——兼谈民办高教 发展教育必须把国家的利益作为第一也是最大的利益。政府必须坚持教育利益的“国家化”，而不是以狭隘的体制性利益、地方性利益、本位性利益或利己性利益为目的，去引导、举办、管理教育。明智的政府是推动教育现代化进程的最有力的手，而对民办教育实行体制性歧视，已成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最大阻力。教育利益中绝对不能没有国家利益。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民间资本，都要把自身的利益获得建立在国家、社会、学生利益顺序之后。所以地方政府不能把自身的行政“形象”效益凌驾于国家、社会、学生和其他教育举办者的利益之上，民间资本举办教育同样不能有追求最大经济利益的趋向。在教育资源稀缺的今天，要快速、高效地发展中国教育，高教办学体制多元化是坚持教育利益国家化的必然抉择。只有牢牢坚持教育利益国家化，才能从根本上建立起一个为高等教育大众化、为教育现代化快速推进的新制度。 　　　　一、巨额投资：实现高教大众化的巨大压力 根据国家新的目标与趋势，2020年全国毛入学率可能要达到35％以上，每年递增1％，净增105万招生量。依此2020年大学在校生应为3685万人，比2004年净增1685万人。按国家所规定的基本办学条件测算，从当前的教育投入初始成本来看，每新增一个普通高校大学生，约需要投入4.5万元以上（广州大学城是全国最大的大学城。其每个学位平均投入初始教育成本为15.7万—16.7万元）。而按照这一大众化高教发展目标（假如不计现有大学的扩容），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国在2004年后的16年里共需新建立1685所、平均每年新建105.3所、平均每个省每年3.5所的万人大学（不含港、澳、台），每年新建大学的基本办学总投入达473.91亿元（不变价），共需7582.5亿元，相当于2002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7.4％（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到2004年才占国家GDP的3.19％）。或全国平均每年新建5个，共85 个能容纳20万名大学生的大学城，需25275亿元资金，3825平方公里的土地。 而广东省拟定的大学毛入学率2007年为25％，2010年为30％，2015年为40％，2020年为50％。按照这一目标，广东省在2003年后的17年里共需新建立155所、平均每年新建9.14所万人大学，每年新建大学的基本办学总投入达41.1亿元，共需698.8亿元，相当于2003年广东省国内生产总值的5.20％（全省财政性教育经费，2003年才占GDP的2.74％，到2004年与之水平相当），占全省财政总收入的21.30％，是全年地方一般预算收入的53.22％，是2005年广东省级财政安排总收入的1.4倍；或相当于要新建8个能容纳20万学生的新的“广州大学城”，共需2400亿元资金和400平方公里的地盘。 可以肯定，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目标，对我国、对广东都是一个非常大的经济压力。要解决这一时间、目标和成本支出的巨大落差问题，就必须树立正确的教育发展观，并做好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即政府包办高等教育的政策惯性必须遏制，整个高教投资与办学体制急需改革，新大学、新空间必须有新的体制和管理，教育制度安排必须讲发展讲效率，必须有利于大量吸纳社会资本和精英，使其成为大学发展的核心资源。其中，始终坚持教育利益国家化方向原则，是实现我国高教大众化的关键前提。 　　　　二、高教体制多元化：坚持教育利益国家化的必然抉择 教育利益国家化是一种发展教育的价值取向，是指发展教育必须把国家的利益作为第一的也是最大的利益；不论何种体制的学校，都必须遵循这一公益特征的方向。特别是，政府必须坚持教育利益的“国家化”，而不是以狭隘的体制性利益、地方性利益、本位性利益或利己性利益为目的，去引导、举办、管理教育。 发展教育必须坚持体制创新，而不要仅仅局限于财政的角度。如果说，中国教育发展不快最初是因为穷，但今天我们已经走过真正贫穷的时代，发展中国的教育现在不是没有钱，而是没有容纳钱的体制。中国的教育只有采取多渠道、多方式、多元化体制，才能快发展和大发展。放弃了多种渠道、多种体制模式，就是放弃了加快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的机遇。在中国整个教育体制上，还存在着严重体制性的歧视，即没有把中国的公办、民办教育一视同仁地全纳入社会主义国民教育体系里面，进行同一化体制对待。要始终坚持“发展”硬道理，就要始终坚持教育利益国家化的指向。如果没有到位的体制大变革与创新，就没有中国的教育现代化。 今天，最重要的是大力推进民办教育，不断扩大其占整个国民教育的份额。到2020年，民办教育占整个国民教育的份额目标可以是义务教育阶段的15％—20％，高中教育的40％，大学教育的60％，职业教育的80％，学前教育的近100％。即：从现在开始，绝大部分新筹建大学均采取民办或混合体制（股份、合作）举办；把现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