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世界传媒新秩序的中国方向.docVIP

　　构建世界传媒新秩序的中国方向 关键词： 世界传媒新秩序 中国方向 　　反思当今世界传媒秩序的由来，借助世界范围内要求重新建构合理、平衡的国际传媒新秩序的努力，思考中国的贡献和方向，推动构建合理的世界传媒新秩序，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历史任务，摆在中国当代传媒业者、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眼前。 　　世界传媒新秩序与中国传媒业位置 　　当今世界传媒秩序的构建与美国的传媒业发展进程息息相关。19世纪中后期美国便士报推动开启传媒产业化；两次世界大战为传媒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凸显传媒政治功能，同时也开始走向垄断发展轨道；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是美国传媒业伴随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在世界范围内的延伸，向全球传播美国文化和整合世界传媒秩序，将垄断推行到世界范围内，建构了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传媒垄断集团集合话语权的世界传媒秩序。 　　中国传媒在世界传媒业的位置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来看：第一，在近80个世界级的传媒集团中，中国仅有3个；第二，信息提供匮乏且被动。目前全球五个人之中至少有一名是华人，但全球信息量只有4%来自华文媒体，远不及四大英文通讯社所占的八成；互联网上90%以上的内容是英语，近些年中文的内容才开始上升，由以前不足5%已经达到8%，但还远远不够。 　　关于构建国际传播新秩序，最早的讨论是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概念，试图以之来反制由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媒介集团建构的全球传播秩序，建立一种民主、公平、均衡、平等的信息交流和文化传播体系。这样的理念贯穿着一些学者个人——包括芬兰传播学者诺顿斯登在内的一大批学者的努力，也贯穿着国际组织的努力——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发布《多种声音，一个世界》，并制订了“1985—1989年建立Np; 迈克尔·埃默里， 1982，p. 159)。1833年9月3日，本杰明·H·戴的《纽约太阳报》的成功创立，正式承认了普通人在通讯界的地位，由此开启了观点纸向新闻纸的转变。正如美国大众化报纸在19世纪中期的涌现满足了大众新闻需求一样，那么，中国提出建构世界传媒新秩序，正是20世纪70年代发展中国家要求平等的世界传播新秩序的延续，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这个长期被忽视、被覆盖、被言说的群体发光的开始，并且，假以时日，或将是一个理想落到现实的开始。 　　导致对当前世界传媒秩序再次重新反思的，有两大因素：一是中国的崛起，二是新媒体的发展。前者改变了世界政治秩序，后者改变了传媒产业结构，二者的变迁凝聚在中国身上，结合起来，引发了对世界传媒秩序的世界性思考。 　　近日发表在美国《华尔街日报》上中国新华社社长李从军的文章提出“构建世界传媒新秩序”，既跨越了历史——从20世纪70年代由学者提出建构世界传播新秩序，联合国热议到最终流产，迄今已经近40年；跨越了国界——中国现任官员在美国主流媒体上发表文章；也跨越了文化边界——由此引发两国和多国主流人士的热议，逐渐将这个话题导向民间，导向信息和知识的进一步生产过程，开启一个新的世界传媒秩序博弈的序幕。 　　但历史是否还会重演？“对很多人而言，提出“全球信息传播新秩序”的争论，是在回避一个控制权的问题：如果没有国家深度介入，媒体是否能够建立起一个所谓的“公正、理性和平衡”的传播体系？(Price, 2011)。应该说，普赖斯教授的担忧是不无道理的。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1届大会试图通过呼吁“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来应对“不平衡、不平等的国际新闻报道”，但是，1980年代的论战产生了巨大分歧，其中包括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达20年之久。 　　如何避免历史重演？很久以前，新闻界就从自由发展的过程中总结出一条教训：“凡是有诚意的人都不会否认西方对第三世界国家负有重大的责任，但是应当指出，同其他任何领域相比，有秩序的新闻更需要从本国做起”(贝尔纳·瓦耶纳, 1986, p. 38)。以一种新兴国家面目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的中国，除了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之外，更需要通过努力，为实现民族文化的复兴，世界传媒格局的和谐建构深入思考，概括起来有五大原则。 　　首先，明确当前建构世界传媒新秩序的语境。 　　文化是有系数的，而传播则有语境。当不同文化接触时，往往表现为不同的载体，比如人、器物、行为，这些载体，比如人的教育、年龄、职业、社会角色、群体成员资格等作为文化的系数往往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文化传播的语境在起作用，比如相似文化语境下的绝大多数传播往往通过不言而喻即可实现，而不同文化语境下的传播却需要花费时间精力进行明确详尽的表达——并且，这种表达也会因为表达方式的组合而可能在某一个意想不到的点上使整个传播的方向发生转折，趋同或背离初衷。 　　从根本上来看，曾经协助英国、法国、德国等早期资本主义成功的、奠基于18世纪以前的那种民族文化知识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