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近现代学校体育的流变及其得失.docVIP

　　浅析我国近现代学校体育的流变及其得失 论文关键词：学校体育　近现代　中国 　　论文摘要：中国学校体育长期以来具有“现实性”、“学科性”的特点，过分强调学校体育的政治因素，没有顾及学校体育的育人意义与作用。应从现代性、教育性、学科性3个方面重新定位中国学校体育的性质，从大社会、大文化、大教育的新视角认识学校体育教育，才能真正拉开具有新精神与时代特征的中国学校体育新课程改革的帷幕，使体育走出自我领域的演进，嵌入多元文化。 　　 　　学校体育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其理解与认识必须和时代的变革同步。法国教育家朗格?保罗曾说过，“每隔十年，人民面临着一场在物质、精神和道德领域内如此广泛的转变，以至于昨天的解释已经不符合今天的需要。”[1]马克思说：“过去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社会物质生产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联系的附带因素……因而造成两者之间的对立。”[2]故而重新梳理我国学校体育走过的艰难历程，总结其得失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马克思指出：“以往的一切哲学不是完全忽视了人的存在的历史的‘现实基础’即以物质生产为表现形式的‘感性活动’，就是把这一基础看成是与历史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人的自我由此像动物一样成了一个被赋予了先验性存在。”[3] 　　因而，以行验知、以行证知，审视学校体育历程的现象与境遇的脉络，可看到中国学校体育的发展态势具有两个主要特征： 　　第一，“现实性”。我国学校体育的登场不是基于经验的传承，也不是自身演进的逻辑必然，而是基于下面两点原因：一是出于鸦片战争后与西方社会的民族性抗争而兴起，固护本朝的需要而催生的。二是，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化历程的产物。体育进入学校在中国是一个时代对另一个时代转型的连带反应，它不是自觉觉醒的产物。这和西方学校体育现代性概念的起源和文明顺应式的进化及与社会“内外交相成之道”的建构有着明显的不同。从“钦定学堂章程”到新中国学校体育的发展实践可看出，它们都深深打上着这一历程残缺的烙印。恩格斯[4]说：“一切当代的社会思想归根结底都是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显然中国学校体育的话语权的启蒙，总归要用社会进程的需要来解释更有说服力。 　　第二，学校体育的“学科性”是在社会进程的呼应下被动展开的。为能促进学校体育被社会充分认识，学科建设必须与时俱进。我们要在不断进行学校体育教育的“扩张”中寻求新的交叉契合点形成新的学科建构，在不断论证和深化学科有机整体性中走向完善，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恰恰对学科的自身认同和教育认同的问题没有解决好，导致学校体育教育学科的“重术轻学”的倾向，缺少人文关怀的价值理念。 　　以上两大特征造成中国学校体育的本质认识及路向的混乱，反映出新中国诞生前学校体育的教育性始终被置于政治的从属地位，没有一个与以人为本的教育愿望相衔接。受其影响，新中国前30年学校体育的指导理念主线仍然是贯穿“图强”的经世致用主义。在于国家的意识形态，学校体育的价值观始终没有解决好，虽强调增强民众体质的问题，但忽视了丰富人的精神发展。为此学校体育执教为人的教育理念仅是囿于表面。对学生学习的尊重、对学生个体的尊重、对学生自由的尊重没有在学校体育中得到实现。后30年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国家意识形态与学术文化价值观开始和谐连接。由此，形成中国学校体育既有“形而下”的物质文化——技能特征；也有“形而上”的精神文化——教化特征；还有人的活动后果结晶的符号社会文化——娱乐特征。衍生出既有同自然科学联系紧密的科学知识，也有同人文科学联系紧密的审美理念；还有同社会科学联系紧密的生活视域。 　　 　　1中国学校体育的发展源头 　　 　　从对学校体育历程考察中我们发现，体育现身中国学校教育有以下3个源头： 　　1)肇始于早期国家“变法图存”的诉求。 　　鸦片战争失败后，在洋务运动“中体西用”思想支配下，在“强国强种、御侮图存”的爱国精神影响下，引发了体育的兴起，当时体育是作为“强国强种”和“复兴民族”的工具应运而生的。其研究的对象和存在的合法形式，均于国家变革的需求。虽然有急功近利之嫌，但毕竟冲破几千年来旧思想教育的禁锢，将西方新式教育引进学校。由此，一向受到传统文化鄙薄和抵制的学校体育，伴随着现代教育功能势不可挡地进入了学校，为学校教育注入了新鲜的活力，达到了旧式学堂此前对人的全面发展无法企及的层面，给中国带来了“没有身体运动的教育就不能成为教育”的理念，由此拉开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帷幕。 　　1.2呼应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素质建设的诉求 　　为甩掉“东亚病夫”的帽子，配合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促使国民性格适应新的国家政权需要。1956年毛泽东提出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殷切期望与培养国家集体意志的渴望，在中国现代性政治制度层面上确立了体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