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民间志愿性慈善组织的困境与政府管理创新—一.docVIP

　　论我国民间志愿性慈善组织的困境与政府管理创新—一 论文关键词：善治；民间志愿性慈善组织；政府管理创新 　　论文摘要：基于善治理论视界，政府与社会合作提供公共物品是必要的、可行的，可以有效应对我国公益性公共物品政府供给不足和民间志愿性慈善组织发展的双重困境。其中，政府管理创新尤为重要。信任是一个重要的社会治理资源，政府应对民间志愿性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给予相当大的信任度，改审批制为备案制；政府需要对民间志愿性慈善组织的发展做出规划、提供资助、专业指导和培训和服务，以促进其提高社会公共服务能力。 　　一、善治语境下我国民间志愿性慈善组织的生存困境 　　丹尼尔·贝尔曾经说，全球化使得国家不仅因太小而无法解决大问题，而且也因太大而无法解决小问题。全球公民社会的到来，一方面是全球化推动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应对国家的治理危机而来。更主要的是，治理作为全球化进程中政府管理社会的重要工具越发具有越来越大的作用。换言之，政府若拒不接受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将日益寸步难行，难以维护整个庞大的上层建筑。约翰·皮埃尔和盖伊·彼特据此认为，治理的兴起总体上体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国家既不再垄断专家技术，也不再独占统治所必需的经济或制度资源。整个意义上说，治理意味着分权和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共治，其合理的目标和结果应是善治。按照俞可平的说法，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它有十个基本要素或称衡量一国善治水平的原则性标尺，即合法性、法治、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有效性、参与、稳定、廉洁和公正。旧这些政治和管理价值是人类社会一直孜孜以求的。其根本理由就在于它们是人民应当拥有的良善的政治德性，这理念应成为每一个国家的政府的伦理准则。 　　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没有经历一个社会与国家、政府相分离、形成自主化的阶段或过程。社会在一开始就是融入国家的。甚至本就是一个社会不断被政治化的过程，相对于国家、政府的独立社会或者说民间力量没有成长的空间和机会。然而，伴随着我国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公民社会在快速生长，这是国家权威回归社会的过程，是国家理性与社会理性的鲜明表达。“作为一种现代话语的公民社会意味着更多的意蕴。它以富有同情心的公民为基础，但不是它的简单集合。公民社会是一个具有‘公共精神’的、能够平衡政府权力、参与公共治理的自主领域。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民间的捐助、献血、关怀和一切志愿者行动，就还只是说明这个社会是一个好人的社会，还不是公民社会”。嘞公民社会鲜明的特点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其中公共领域又分为国家政府主导的政治公域和社会主导的社会公域。非政府社会组织是主导社会公域的重要主体。非政府社会组织种类繁多，作用各异，本文论及的“民间志愿性慈善组织”即为典型的非政府社会组织。笔者认为，所谓民间志愿性慈善组织，就是在我国公民社会发展过程中由公民自发志愿成立的以救助弱者为基本目标的公益组织。其主要特点一是社会性、二是自发性、三是自治性、四是慈善性或公益性。如果我们从政府伦理来审视民间志愿性慈善组织，政府应当信任它能够分享或分担政府一部分社会管理职能，应充分理解社会公民的公共伦理诉求，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人首先是一个社会动物，然后才是一个政治动物。人心向善是人的社会本能即对同类悲天悯人式的爱和扶持，也是人自我实现、自我确证的手段。 　　然而从我国某些政府对待民间志愿性慈善组织的态度来看，我们不得不说我国的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缺少全球公民社会中政府应有的善治力，甚至可以说政府表现出对非政府组织在治理中的去国家化、去政府化的恐惧和担心，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对其失去占有性利益的心理抵制。下面的案例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在温州华盖山山脚下，有一个“红日亭施粥摊”社会组织非常有名，该组织是一群退休老人组建的，资金于他们的退休金和家庭财产，后来很多爱心人士和企业也加入进来。该民间组织的活动目的是给暂时生活困难的人们提供免费饮食。但这个组织在活动65天后就被义乌监督部门查禁了。与政府的态度形成对照的是，广大网民对待“红日亭”社会组织的社会作用抱有积极的认知态度。截至2009年4月8日的网络调查，可以看出占51．7％的人认为“不管处于何种目的，但至少让吃不饱饭的人吃上一顿热乎乎的饭，这就够了”，占23．01％人“诚望工商、城管、卫生等职能部门不要捣乱!”20．31％的人认为“这种很务实的捐助法宜在全国推而广之”，只有5％的人认为“这是旧社会的做法，不值得提倡”。在问到“这类民间慈善活动有没有必要取缔?”时，觉得这样的施粥点比餐厅干净，不该关闭的人占25．01％；认为“这年头好人难做啊!”占69．5％，对于“卫生很重要，施粥关乎人的生死。没有健康证，就该关闭”的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