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程序改革的困境与出路 .docVIP

　　量刑程序改革的困境与出路 关键词: 量刑程序改革/自由裁量权/实体控制/诉权制约 内容提要: 目前，由最高法院所推动、各地法院所试点的量刑程序改革，正面临着一系列困境和挑战。走出这种困境的主要出路在于通过建立控辩双方的诉权制约机制，使得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受到公开、透明和对抗式的诉讼程序的制约。为此，应当改变那种数量化的量刑制度改革思路，使得量刑信息的全面性、准确性在对抗化的法庭审理中得到检验，使得量刑情节对于量刑裁决的影响也得到恰如其分的法律评价；同时，量刑程序改革还应注意避免量刑程序的公开化的改革损害定罪程序的公正性，防止量刑程序改革可能带来诉讼效率下降的问题。 一、引　言 按照最高法院的改革设想，量刑制度改革包括两个不可或缺的制度环节：一是量刑规范和量刑方法的改革，这属于实体层面的量刑制度改革；二是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的程序，构建“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这属于程序层面的量刑制度改革。迄今为止，最高法院已经在一些地方法院改革试点的基础上，发布了两个指导量刑制度改革的规范性文件，并在全国100多个法院进行更大规模的改革试点。[1] 有人甚至乐观地估计，到2010年初，最高法院有望将这种改革试验的范围扩大到全国各地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 但是，无论是量刑规范的改革还是量刑程序的改革，都会对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带来影响深远的变革。在量刑制度的改革探索启动时间不长、诸多方面的改革方案都面临严重争议的情况下，最高法院的决策人士假如贸然将这种改革推向全国法院，这将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系列的改革风险，令人对这种改革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产生合理的疑虑。尤其是在量刑程序改革问题上，假如不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使得地方法院有机会对各种改革方案进行有针对性的试验，从而观察实验的实际效果，总结那些效果良好的改革成果，那么，我们就很难发挥改革试验的“试错功能”，无法完成改革试验之“发现法律”的效果，那种有效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改革目标也就成为一句空话。 根据地方法院的改革试点以及最高法院的改革方案，量刑程序并没有与定罪程序发生真正的分离，而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也就是说，在维持现有的法庭审理程序框架不变的情况下，将法庭调查设置为相对独立的“定罪调查环节”与“量刑调查环节”，将法庭辩论分解为相对独立的“定罪辩论环节”与“量刑辩论环节”。相对于以往将定罪与量刑在程序上混为一体的制度安排，这种改革方案对于确保量刑过程的公开化、透明化和对抗化，无疑是有着积极推动作用的。但是，从实际试点的情况来看，这种改革方案对于被告人认罪的普通程序是较为适用的，也是不会产生较大争议的。但是，对于那些检察官不出庭的简易程序以及被告人不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来说，却会带来一系列的制度困境和价值冲突。 一般而言，刑事审判制度的改革无非要通过公正的程序来实现实体正义的结果，并适度地考虑司法资源和诉讼成本的节约，追求诉讼收益的最大化。（ 由此看来，与传统的刑事审判制度改革不同，量刑程序改革会面临一系列较为特殊的价值冲突问题。尤其是在量刑模式的选择上，改革者将首先要解决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的关系问题，这使得不少法律价值问题会在两种程序的衔接和交错中显现出来。在本文的讨论中，笔者拟对量刑程序改革所面临的理论困境做出简要分析，并提出摆脱这些困境的基本思路。 二、量刑的实体控制与诉权制约 在量刑制度改革过程中，最高法院对于量刑的实体控制给予了更大的重视，却将量刑程序的改革问题置于相对次要的地位。那么，对于规范和控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而言，究竟是从实体上实施量刑控制更为有效，还是通过量刑程序来限制法官的裁判权更为必要呢？这直接涉及量刑制度改革中两种价值观的冲突问题，那就是实体控制与诉权制约孰优孰劣的问题。 现行刑法对量刑种类和量刑幅度的宽泛设定，客观上使法官在选择刑种和确定量刑幅度方面拥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最高法院所倡导的规范量刑方法的改革努力，不失为一种规范法律自由裁量权的途径。因为通过制定量刑指导意见，统一量刑标准，规范法官的量刑方法，促使法官对犯罪行为和量刑情节进行量化分析，使得法官的裁量权具有明确的实体标准。（ 其次，控辩双方可以从各自的角度对对方提出的量刑证据进行质证，避免那些错误的、不相关的量刑证据成为裁判的依据。在以往法官采取的“办公室作业”模式中，法官对量刑事实的认定和量刑证据的取舍，都是通过阅卷和单方面调查的方式完成的，控辩双方没有参与这一过程的机会，更无从发表各自的质证意见。结果，无论是量刑证据的真实性还是量刑事实的可靠性，都难以接受控辩双方的审查和检验。单靠法官的书面审查和粗略核实，量刑事实的真实性是难以得到充分保障的。 再次，控辩双方对每一个量刑情节对量刑结论的影响进行充分的辩论，使得各种量刑事实得到恰如其分的法律评价。对于控辩双方的这种评价，法官即便不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