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讲汉武帝用人58.pptVIP

第八讲 汉武帝用人 汉初诸臣，惟张良出身最贵，韩相之子也。其次则张苍，秦御史。叔孙通，秦待诏博士。次则萧何，沛主吏掾。曹参，狱掾。任敖，狱吏。周苛，泗水卒史。傅宽，魏骑将。申屠嘉，材官。其余，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婴等皆白徒。樊哙则屠狗者，周勃则织薄曲、吹箫给丧事者，灌婴则贩缯者，娄敬则挽车者。一时人才，皆出其中，致身将相，前此所未有也。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汉初布衣将相之局》 “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此气运为之也。天之变局，至是始定”。 匹夫起事、多亡命无赖之徒的成员背景，拉开了刘邦创业集团与学士、特别是与儒生群体的距离。 在西汉初年，统治者中流行的是黄老之学。 《后汉书·樊准传》： 昔孝文、窦后性好黄老，而清静之化流景、武之间。 《史记·礼书》：孝文即位，有司议欲定仪礼，孝文好道家之学，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躬化谓何耳。故罢去之。 这一无为政策，曹参为其奠基者。 〔曹〕参之相齐，……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 参代〔萧〕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择郡国吏木诎于文辞、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日夜饮醇酒。卿大夫以下吏及宾客见参不事事，来者皆欲有言。至者，参辄饮以醇酒。间之欲有所言，复饮之，醉而后去，终莫得开说，以为常。参见人之有细过，专掩匿覆盖之，府中无事。 ——《史记 · 曹相国世家》 检其行事: 一、“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 二、“择郡国吏木诎于文辞、重厚长者，即除召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 三、不治事，欲有言，至者参则饮以醇酒，见人之有细过，专掩匿覆盖之。 “治道贵清静”之宗旨见之于政治者，一是反对文吏之进取苛察，二是反对儒生之“繁礼饰貌”；在政治角色上，所谓“重厚长者”，则得到了最大的推重。 何焯评日：谨厚长者，其为治乃能务与秦吏相反。年又长大，非唯历事多，其人亲受秦法酷烈之害，必事事思顺民情，与之休息也。“ 长者实代表了一种清静放任的黄老政治精神，非仅年长宽厚而已。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日：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这是汉初崇奉道术者对儒家的基本看法。 繁礼饰貌之举不仅繁杂浩费，而且与现实中的政府行政距离太远。在社会凋敝、百废待举之时，显非治世之急务。 崇尚无为、推重长者的黄老政治，为汉初的休养生息做出了贡献；但是在帝国扩张政策重新抬头之时，它就在政治上走向了没落，并且在两千年的帝国历史上，只成了一个短暂的插曲。 董仲舒 《天人三策》(《贤良对策》) 广教化 养士、选才。反对任子、赀选制 改制、独尊儒术 汉儒有关“文质”问题的立论 “文质”说，即周尚文、殷尚质，进而主张改周之文、从殷之质； “三教”说，以为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进而主张损周之文，用夏之忠。 二说虽异，但都以周秦为“文敝”、“文致”、“文薄”、“文烦”之世。认为文明的过度发展造成了弊端与病态。 汉代儒生承秦之弊，他们对于“文烦”、“文敝”的感受更为痛切。要矫秦之弊，“反质”、“用忠” ，回归于尊尊、亲亲、贤贤相济相维的礼治秩序。 董仲舒：“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司马迁：“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 郎官 包括中郎、侍郎、郎中、议郎等，隶属于九卿之一的郎中令（汉武帝太初元年以后改名光禄勋）。平日担负内廷宫殿的值宿守卫，皇帝出行时充任扈从警卫。 西汉俸禄与官职对照 （部分） 1）万石：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等，月谷350斛，一年4200石； 2）中二千石：九卿等，月谷180斛，一年2160石； 3）真二千石：诸侯相等，月谷150斛，一年1800石； 4）二千石：郡守国相等，月谷120斛，一年1440石； 5）比二千石：光禄大夫等，月谷100斛，一年1200石； 6）千石：丞相长史等，月谷90斛，一年1080石； 7）比千石：太中大夫等，月谷80斛，一年960石 “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汉书·董仲舒传》 《史记·万石张叔列传》：郎中令王臧以文学获罪，皇太后以为儒者文多质少，今万石君(石奋)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长子建为郎中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