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春秋时期的制度思想论文.pdfVIP

简述春秋时期的制度思想 叶行昆 “义利观”或“义利之辩”，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中一个较早出现，却又是一个议而不决 的话题；如“夫义，所以生利也，……不义则利不阜”。(《国语·周语中》，P．45)“民之有君， 以治义也。义以生利，利以丰民”。(《国语·晋语一》，P．264)又如“夫义者，利之足也，贪者， 怨之本也，废义则利不立，厚贪则怨生”。(《国语·晋语二》，P．303，同上)“义以道利，利以 阜姓”。(《国语·晋语四》)《左传》中也有不少关于“义”、“利”的记载，如“义，利之和也”。 (《左传·襄公九年》)“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顺也：德义，利之本也”。(《左传·僖公 二十七年》)“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信载义而行之为利”。(《左传·宣公十五年》)“德 以施惠，……义以建利，礼以顺时，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节，时顺而物成”。(《左 传·成公十六年》)但将“义”、“利”二者予以制度规范的，把“利”纳入“义”之范围内的， 当首推齐国的晏婴(约公元前59嗍500)。他说：“不受邶殿，非恶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 如布帛之有幅焉。为之制度，使无迁也。夫民，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无黜嫂， 谓之幅利。利过则为败。吾不敢贪多，所谓幅也”。[《说文》：“幅，布帛广也”。富与幅俱从吾 得声，故以相比喻。古代布宽二尺二寸，帛宽二尺四寸，此即镧度，不能增减。《礼记·王制》： “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春秋左传注·襄公二十八年》，P．1150，杨伯峻编著，中华书 局，1981年版)他的指导思想则是，“凡有血气，皆有争心，故利不可强[杜注：‘不可强取’。]， 思义为愈。义，利之本也。蕴利生孳[革，杜注：‘妖害也’。]”。(‘春秋左传注·昭公十年》， P．1317)“安仁义而乐利世者，能服天下”；“义多则敌寡，利厚则民欢。(《晏子春秋·内篇问 上第三》，见《诸子集成》第四卷，P．67，P．70，中华书局影印)晏婴还将“礼、义、利”三者 结合起来，以表明其礼制观。齐景公之妾“生孺子荼，景公爱之，诸臣谋欲废公子阳生而立茶， 公以告晏子。晏子日：不可。……愿君教荼以礼，而勿陷于邪；导之以义，而勿湛予利”。(《晏 子春秋·内篇谏上第十一》，P．15)作为一个大政治家，他还从政治的角度，把礼制与国家存亡 相联系，其日：“礼亡而政从之，政亡而国从之；国衰(当作亡)臣悝”。(《内篇谏上第六》，P．9) 于此，孔子同样也提出以“礼”作为政治制度来调节“义、利”关系，他说：“礼以行义，义以 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春秋左传注·成公二 年》，P．788—789)孔子不仅推崇、倡导礼制，还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如其日：“非礼勿视，非 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第十二》)“食不语，寝不言；席不正，不坐”； (《论语·乡党第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论语·先进第十一》)。等等。 与此同时，“礼”亦是孔子的中庸之道在制度层面的落实，所谓“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 仁第四》)“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论语·雍也第六》)诚如今人朱家桢先生指出：“礼治思 想是春秋时代出现的社会思潮。春秋以来，由于周室积弱，王权衰微，……整个社会变得风云 激荡，悖戾不宁。不少思想家在寻求社会稳定的途径的反思中，认为原来维系人群各种社会关 系的规范和制度的破坏，相互制约的社会机制失灵，人们的社会行为失控，是导致社会动乱的 基因。因此必须重新确立人们相互间的关系，以有效地制约和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因而提出 了以强化礼制的作用来稳定政局和社会秩序的理论，即礼治思想。……他(指孔子)认为必须 恢复礼制对社会生活的制约作用”。(巫宝三主编：《先秦经济思想史》，P．250—251)而孔子恰是 “礼制”思想的承前启后者，他不仅强调“克己复礼”。而且对传统之“礼”要有所损益：“殷 因子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a(《论语·为 政第二》)在孔子看来。“礼”一旦制度化，便能达到“稳定的均衡”，(侯家驹：《中国经济思想 史》卷二，第二章第二节)是其“中庸之道”的制度化呈现：“一言以蔽之，即“礼以制中。 以义制利，或者说“利制能义”(《国语·周语下》)是当时人们的共识；即是以“义”来制约 “利”，从而把“利”限定在制度的范围之内；而“礼”便是其实施手段，对此，晏婴认为“唯 礼可以已之；在礼，家施不及国，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滔，大夫不收公 利。”“礼之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