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docVIP

　　试论明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 明朝前期经济正处于恢复期，封建政府制定的经济政策重视鼓舞农业的发展，仍是由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到了明中后期，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经济作物的种植得到了极大的推广，生产的目的也随之改变，不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而是在自身需要得到满足后将部分交换，或者是为手工业生产提供原料。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的生产方式产生冲击，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手工业的长足发展在这一时期得到充分的体现。经过明前期统治者的励精图治，到明中后期，社会经济恢复发展，生产力水平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在这种丰富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前提支持下，经济作物才得以广泛种植。大多数经济作物是为手工业提供原料，或作为商品进入市场，从这一角度不难看出明中后期商业市场的广阔。在明清人眼中，苏州是江南也是全国最繁华的中心城市，苏州产品拥有区域内、全国以至海外的广大市场，各类手工业产品的生产具备有利的市场刺激而不断提高技术与质量，从而确立了苏州产品引领市场的地位。苏州有着先天的经济条件，丝织业繁盛，先进的生产机械和细密的分工，使产品种类愈加丰富，明中叶之时，苏州便有“郡城之东，皆习机业”之说，綾、罗、绸、缎等有数十种，而每一总类又可将其细致的分为各个分类，用绸为例子：苏州府便有线绸、绵绸、丝绸、度杜织绸等等……在此情况下，人们固步自封的生活方式开始改变，农家除勤于栽桑养蚕等传统农业之外还兼营丝织业，富裕农家雇佣机工，贫下农家多自缫自织。这对于蚕桑丝织业的发展是有决定意义的，同时洗染促使农业经济的商品化程度的提高，消费欲望变得多种多样，苏州附近各镇居民也大都“以机为田”，开始卷入了商品交换和新的生产关系之中。 　　　二、苏州市民生活方式的变化 人们的社会生活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他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政府政策、时代文化、社会结构等等都对社会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但不可忽视的是一定时代的经济因素，可以说，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其实正是通过社会生活的变化得以体现。明中后期，（即明武宗正德初年至明亡的150年间），在农业和手工业水平提高的基础上，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苏州地区在这一时期商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苏州人的生活风尚向外辐射，影响遐迩。这无疑是生活时代性的最好体现，也能从其窥视明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之一斑。本文正是通过苏州市民的社会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两方面来探讨明中后期的商品经济发展状况。 社会生活方式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群体和个人在物质和文化生活方面各种活动形式和行为特征的总和，它所涵盖的范围十分丰富且复杂，本文仅从苏州市民生活方式中衣、食、住、行四方面来进行论述。 （一）苏州市民服饰风尚的变化 衣冠服饰是人们思想观念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直接反映，直观代表着一个时期的时代特色。中国古代，衣食住行便不仅仅只是用于满足生存需求那么简单，而是具有文化内涵的体现，因而历代统治者皆将之视之为“礼”的组成部分。明代也不例外，在服饰方面，明初就有定制： 洪武改元，诏衣冠悉服唐制。士民束发于顶，官则乌纱帽、圆领、束带、皂靴；士庶则服四代巾、杂色盘领衣，不得用黄玄；士庶妻首饰许用银镀金，耳环用金珠，钏环用银，服浅色团衫，用伫丝绫罗稠绢；乐妓则带明角皂褙，不许同。二十二年申严巾帽之禁，儒生、吏官、人员常戴本等头巾；乡村农夫许戴斗笠，出入市井不禁；不亲农业者不许。二十四年生员玉色绢布襕衫，宽袖皂线绦软巾、垂巾；农家许着细纱、绢布；商贾之家止许着绢布；如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着绸纱；农民许戴斗笠、蒲笠。[1] 如此严格明确的规定，在时间的推移下，渐渐被打破，到了永乐、洪熙年间，突破服饰禁令的现象就先后出现。万历末年以后，江南的流行服饰由多元的模仿逐渐走向一个更稳定的模式，就是以苏州为风尚中心，扩及江南，再向各地传播。 苏州服饰最初重意象不重实物的模仿，故又称“苏意”，如万历《建昌府志》称：“迩来一二少年，浮慕三吴之风，侈谈江左，则高冠博袖，号曰苏意。”[2]指的便是高冠博袖的苏州式样的服饰。苏州服饰在万历后期蔚为风尚，冯梦龙《喻世明言》中描述的“头上戴一顶苏州的百柱鬃帽，身上穿一件鱼肚白的湖纱道袍”[3]；《喻世明言》中写江西赣州街头卖布的“头上带一顶新孝头巾，身穿旧白布道袍”；凌濛初《拍案惊奇》中描述富商的形象“头戴一顶前一顶前一片后一片的竹简巾儿，旁缝一对左一块右一块的蜜蜡金儿，身上穿一件细领大袖青线道袍儿，脚下着一双低跟浅面红綾僧鞋儿。”[4】这些都是最常见的“苏样”打扮，其重要因素包括高冠、道袍及浅履。道袍原为道士、僧侣所穿袍服，以白、灰、褐色布帛制成，大襟宽袖，下长至膝，领、袖、襟、裾都缘以黑边。“苏样”为了显其清雅，道袍通常为白色，衣袖越来越宽大，鞋跟则越来越低清初叶梦珠追忆明末冠服的演变说：“……袖至三尺，拱手而袖底及靴，揖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