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家庭社会学研究的时代性.docVIP

　　费孝通家庭社会学研究的时代性 　　作 者 沈关宝，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44） 　　抱着认识中国社会的宗旨，费孝通先生少时就立志要写出社会学研究的“三部曲”：一是描述人们在社会体系内的共同生活，二是探讨人们维持和延续的社会体系，三是展现社会体系通过人们的创新行为而发生的变化。[1]而家庭，则始终是他进行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费孝通先生的家庭社会学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与三个研究取向。两个阶段是指费孝通个人的学术经历，1957年前为第一阶段，1978年后为第二阶段，其间的中断是中国社会学被取消的20多年。在此期间，费的学术思想受到批判，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三个研究取向则为家庭功能、家庭结构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家庭比较研究。本文将从这两个阶段出发，聚焦于费的三个研究取向，系统阐述他对家庭社会学的贡献及其时代意义。 　　婚姻家庭功能研究 　　费孝通在家庭社会学领域的研究，始于他在燕京大学求学时撰写的毕业论文《亲迎婚俗之研究》。该论文从传播论的角度，结合历史研究，探讨了中国周代的亲迎风俗。那时，他还发表了一篇题为《周族社会制度及社会组织一考》的文章。这表明当时已经接受功能主义思想的费孝通，试图说明古代婚俗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促使婚俗传播的动力。他认为，在文化传播中，就个人而言，那些毫无功用的文化，或虽有功用，但与固有生活方式不相协调的文化，人们大多不愿去学习、模仿，甚至根本不加注意。个人如此，社会亦然。[2]然而，这两篇论文所依据的资料源于历史文献，而年青的费孝通随后就开始质疑这种历史考据式的研究方法。他认为：“今后社会史之研究，宜由现实物可据之民族学及考古学入手，似不应再沿用旧有之考据方法，在旧书堆中讨出路。”[3]此后，舍考据而重田野成为费孝通先生毕生践行的研究方法。费孝通对婚姻家庭的功能分析便主要来自于他对广西花篮瑶、江苏开弦弓村、云南三村的田野调查。 　　1. 家庭的经济功能 　　在功能分析之初，费认为，一切社会组织均出于人类适应环境而生活的一种经济办法。[4]因而在随后的乡村调查中，费的首要关注是婚姻家庭的经济功能。 　　1935年，费偕同新婚妻子王同惠同赴广西，对瑶族居民进行体质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在这次调查中，夫妇俩虽采集了大量资料，却以悲剧告终。由于意外，费本人身负重伤，王同惠不幸罹难。费在极度悲痛中，仍将调查资料整理成文，并以王同惠的名义出版了《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根据费氏夫妇的调查，在当地瑶族居民的社会生活中，虽有村落、亲属和家庭三类社会组织存在，但由于那里人口稀少，每村的平均人口仅130人，故在村子里各家都无一例外地靠务农打猎为生，几乎没有什么社会分工可言。加上瑶族的亲属体系与汉族相比较为松散，因而家庭就成为该社会最基本的组织。[5] 　　瑶民所处的广西属亚热带，气候温热潮湿，且当地多丘陵，故人们生活的主要是在邻近河道的山坡上修筑梯田、种植水稻。在这一过程中，每个家庭成员都有相对明确的分工，例如男性筑田，女性收禾。通过全家人的分工合作，才能维持日常生活所需。由此，费氏夫妇的研究得到一个结论，瑶民家庭的最基本的功能是经济功能。家庭是一个经济活动的组织。[6] 　　家庭是由一群长期同住在一起的人组成，一家人由婚姻和生育而形成一个群体，维持共同的生活，并繁衍他们的种族。[7]费对家庭的这一定义道出了家庭的两大职能：生活与生育。在瑶民家庭，生活的压力决定着生育状况，用瑶民自己的话说是“瑶山田狭，养不起多人”。[8]瑶民用控制人口生产的手段来适应经济生产。例如每家只保持一对成人夫妇，并只生育两个孩子，待孩子长成，其中一个必须嫁出去当媳妇或入赘做姑爷。因而在特定的时空，家庭职能的优先位置是家庭的经济活动。 　　具体描述花篮瑶在较为恶劣的地理环境栽种水稻的艰难和使用工具的原始之后，费指出，在这种不是个人可以独立谋生的生产状态之下，家庭组织满足了多人合作的需要，而成了他们经济活动的单位。[9]每年的4月到12月初，是瑶民家庭的耕种时间，从翻土、施肥、插秧、除草，一直到收割，全家人都有所侧重地忙碌着。例如5月间的插秧，女人把秧苗从秧田拔出来，递给男人分插在稻田里。秋收之后，每一家便依靠收到的稻谷生活，除了每天的食用以及酿酒、喂猪和鸡之外，还用来交换其他生活用具和人工。所以，农业是他们经济的基础。[10] 　　花篮瑶孩子们的社会化过程是很简单的，但这一过程显然维系和强化了家庭的经济功能。费写道，没有结婚的少男少女，在家庭中不被视为正式的劳动分子。但是他们并不闲着，而是跟着大人各处去劳动，就在这种不被视为正式劳动、“耍着玩”的过程中，他们学习着谋生的技术。三四岁的孩子也会拿谷子去喂鸡，六七岁的女孩学做针线活，绣着很美观的花边。再大一些的男孩，扛着枪去打鸟。农忙时，稍长的男女孩子都下田帮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