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中国的四次社会经济大变革 - 上海财经大学.doc

近现代中国的四次社会经济大变革 ——国企改革的镜鉴与反思 ? 田国强1 陈旭东2 ———————————————————————————————————— 内容摘要 中国自明清之后逐步落后于西方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富民强国由此成为国人长期追求的梦想。近代以来具有明显转折性全局意义的社会经济大变革区间有四：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图强、辛亥革命与市场经济的探索、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的联姻、改革开放引领中国复兴之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改革的关键是要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先决条件是要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治理边界，解决政府职能越位、缺位和错位并存的问题。三次以国有企业推动工业化的不成功的尝试，启示当下应让国有经济发挥重要作用而非主导作用，促进非国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由此才能实现中国经济发展驱动力的切换。 关键词 社会经济大变革 市场经济 计划经济 国有经济 国企改革 作 者 1 田国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德州AM大学讲席教授；2 陈旭东，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生。（上海 200434） 基金项目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和谐社会构建、现代市场制度完善与政府治理模式创新”（2011BJL002）、上海财经大学创新团队支持计划项目 ———————————————————————————————————— 翻看近代以来170多年的历史，可以发现四个具有明显转折性全局意义的社会经济大变革区间：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图强、辛亥革命与市场经济的探索、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的联姻、改革开放引领中国复兴之路。[1]①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在不同的变革区间发生了显著的转换，与此相伴的是国有经济的地位与作用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起伏变化。其中，前三个变革区间内有过三次以国有企业推动工业化的不成功尝试，直到改革开放阶段，由于非国有经济的持续发展壮大，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国才真正改变积贫积弱、闭关自守的局面，走上迈向富民强国、开放兼容的跨越之路。通过对这些变革实践进行系统梳理，我们可以找到有助中国当下经济改革乃至全面深化改革的有益经验和启示。 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图强 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以战败告终，此后，与世界的关系和格局出现前所未见的改变，进入李鸿章所言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2]。面对如此变局及巨大的内忧外患，中国如何自处？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主张“经世致用”的“洋务派”，高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大旗兴起洋务运动，办工厂、修铁路、造兵器，重点放在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与工业化模式上，企图在封建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不发生根本性变革的前提下实现由富致强，拉开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具有开放性的、向西方学习的变革尝试，尽管这种变革是一种抵到死角才开始的被动变革。 在洋务运动中，所有较为重要的试图有所作为的现代工业企业，无论是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甚或是极少数的商办企业，都“依旧在国家或官僚个人手上” [3]，很多企业都是官员们一手创办和由其委派的“督办”、“总办”、“会办”和“帮办”直接管理的，这一特点延至清末，依稀与今天许多保留行政级别的国有企业高管行走于“政府—国企”旋转门类似。这是近代以来以国有企业推动工业化的第一次尝试，但这种变革方式扼杀了私人自由企业的发展。一方面，这种半官僚半商人的企业经营管理用人方式，使得官商可以充分调动行政资源为其企业获得垄断利益，破坏市场竞争秩序。另一方面，一些官僚出身的“督办”、“总办”等在出任企业经营管理者之前，既无经商历练经验积累，也缺乏必要的经营决策修养，反而将传统官僚机构的裙带之风、贪污腐败、滥用资金等弊病带进企业，衍生出大量的挪用企业资金炒股和私人投资等假公济私、化公为私的激励扭曲行为，由此造成国有经济投资效率低下。时人对此曾揭露“利则归己，害则归公”[4]。这些都使得洋务企业的成效不彰，以致费正清发出“十九世纪晚期的工业化大体上是白忙一场” [5]的感叹。这与日本明治时期的变革路径相反。日本是以国家的较大代价发展了企业的技术和管理，待各官营企业、半官半民企业具备一定的自生能力之后，再将其出售给民间资本。 显然，以自强为斛的洋务运动未能经受住中日甲午战争的考验。庚子以后，面对内外交困局面，清政府终于意识到不进行深层次的体制机制变革，将面临政权存续危机，于是又启动了新政改革。清政府在《变法上谕》中表示，希望一改过去几十年只是学了些语言文字、制造机械等“西艺之皮毛”，没有学到其“富强之始基”的弊病，试图通过改变制度安排来找到自强之制。在经济方面，清政府围绕“振兴商务，奖励实业”和“法制改革，修订新律”等新政内容，于1903年成立了地位仅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