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死亡赔偿金法律制度之新构想..docVIP

三、我国死亡赔偿金法律制度之新构想 由于我国现行死亡赔偿金法律制度借用了城乡户籍这一极为敏感的载体，再加上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较低，也没有形成统一的赔偿制度，所以导致当前人们对同命不同价现象义愤填膺。我们有必要理性地重新审视我国的死亡赔偿金制度，并尽可能地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新的构造。 （一）统一死亡赔偿金法律制度立法 人身损害赔偿的法律制度属于民事法律范畴，根据我国《立法法》和相关的法律规定，民事基本法律的制定权力专属于人民代表大会。但遗憾的是，《立法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哪些不是民事基本法律。作者认为，民事法律关系包括民法总则的一般规定、物权法、债权法等。而作为引发债之一的侵权行为及其责任承担理应归属到民事基本法律范畴。但是，我国现在关于侵权损害赔偿的法律创制大都不是全国人大在立法，由此产生了诸多问题。如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关于死亡赔偿金的规定是不符合《民法通则》规定的，因为《民法通则》第119条根本就没有这项赔偿。而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规定的死亡赔偿金和《国家赔偿法》当中规定的死亡赔偿金，对赔偿金的性质并没有明确，但是最高人民法院一会儿认定它为精神损害赔偿，一会儿又认定它为财产损害赔偿，态度漂浮不定。因此，应整合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单行法律以及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和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把侵权损害赔偿法律纳入到全国人大的统一立法上来，以建立完整统一、协调一致的包括死亡赔偿在内的侵权损害赔偿体系。 （二）完善精神损害赔偿，建立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 当死亡发生时，精神损害赔偿作为一个赔偿项目，与作为物质性赔偿的死亡赔偿金一起构成对侵害生命的法律救济体系。[17]根据前面的平等理论，作者认为，死亡对于亲属的精神创伤应是等同的，这也是对生命的一同性珍重和评价，符合生命伦理诉求。所以，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我们可以采用等同的、一致的赔偿标准。如果说要真正体现生命平等，如果说生命真的要“同命同价”，作者认为，这方面是最好的体现。我国现行的精神损害赔偿既没有规定统一的标准，也没有规定差别性标准。[18]司法实践中，只有一个赔偿幅度，即精神损害赔偿的幅度一般为三至五万元人民币。正是由于精神损害赔偿远远少于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数额，才使得公众把目光只放在了死亡赔偿金身上，才使得死亡赔偿金成了公众抨击的对象。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好精神损害赔偿的等同性、无差别性来体现生命的平等性，化解公众的指责。为此，我们可以作出如下规定：一是规定精神损害赔偿为无差别赔偿；二是规定统一的赔偿金额，且该金额要远高于现在的赔偿幅度；三是当侵害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时承担双倍的惩罚性赔偿，以体现对生命的敬畏和珍重。惩罚性赔偿能够充分实现侵权责任的抑制功能。虽然侵权责任通常通过使加害人承担赔偿责任的方式予以实现，但填补损害显然不是侵权责任唯一的目的和功能,抑制(或预防)和惩罚也是侵权责任的重要功能。规定惩罚性赔偿，要求一些故意严重侵害他人重要人身权的加害人承担惩罚性赔偿的责任，有利于发挥侵权行为法的功能。在生命权遭受侵害的情形，由于任何救济措施都无法使已逝去的生命得以恢复，因此，侵权责任的填补损害这一功能实际上所起的作用已显微弱，为充分发挥侵权责任的抑制功能，使加害人承担惩罚性的民事责任是非常必要的。 （三）以合理填补为原则确立死亡赔偿金赔偿标准 把死亡赔偿金定性为物质损失赔偿后，其赔偿标准的确立应该体现物质性损失的特性，也即由于物质世界的多样性，其遭受损失后所应得到的救济也是多样，而非一致和无差别。又根据侵权责任法的基本原则，民事赔偿以填补为原则，损失多少就补回多少。所以，以合理填补为原则确立死亡赔偿金赔偿标准是可行的。 事实上，把死亡赔偿金界定为以赔偿死者预期收入损失为内容的财产损害赔偿，对其无论采取何种计算方法，都不足以让众人满意。究其原因，乃在于死者的预期收入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无论采取何种计算标准，计算结果均不可避免地具有盖然性与臆想性，侵权责任法也就很难对这种不确定的损失提供相应的救济。但是，作为一种法律救济制度，必须对复杂的社会生活做出大体的较妥当性的制度安排。究竟要如何较妥当地确立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标准？作者认为，可以建立一套根据受害人的年龄、学历、技能、行业等计算继承损失的有效模式，摒弃按户籍或城乡等敏感性强、等级色彩浓厚的传统标准。[19]如可以借鉴目前国际上较为通行的霍夫曼计算法，[20]即根据死者现在的年收入估算其将来大概的年收入，扣除支出费用以后，乘以未来可能的工作年数，并考虑到当前的利率水平，一次性支付所有赔偿金额。2008年1月7日韩国发生的冷库爆炸事故赔偿案，就是采用这一计算方法。[7]当然，也可借鉴日本所采用的莱布尼茨计算法。 （四）建立国家死亡抚慰金制度 当前，我国正在倡导建立刑事诉讼领域的受害人国家补偿金制度。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