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的方法及存在的问题姜智芹.doc

青海社会科学2013 年第3 期 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的 方法及存在的问题 姜智芹 摘要：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是一个极具发展前景的研究领域。从方法论上来讲，将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结合起来、借鉴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从求同研究到求异探索等，都是有效的尝试。而如何从资料整理走向带有问题意识的深入分析，警惕海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译介中的东方主义心态和意识形态因素，使海外、国内的研究形成有效的对话，清醒、理性而不是过于乐观地认识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传播的现状，是目前研究中和以后研究时要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方法存在问题 中图分类号：I206. 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338( 2013) 03—0146—05 作者简介：姜智芹，女，文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 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对外传播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国家制定多种文化输出战略，各相关部门、机构积极响应，再加上海外出版机构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大力引进以及中国政府、机构促成的海外访问和民间的多种文化文学交流活动，使得中国当代作家作品更多地为世界各国所认知。特别是2012 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既是对他本人三十年来辛勤笔耕的世界性认可，同时也是中国文学整体加强对外交流取得的成就，说明中国当代文学已经产生了重要的世界影响力。除莫言外，中国当代作家中像余华、苏童、王安忆、毕飞宇、贾平凹、阎连科、王蒙、残雪、徐小斌等，在海外都有相当充分的译介，其中有些作家作品的译介不仅二十年来连续不断，而且相当及时、快捷，并在国外获得过很高的“专业评价”。 面对中国当代文学令人欢欣鼓舞的对外传播态势，中国学术界对其的研究也已拉开了帷幕。但在研究方法和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上还有很多可探讨的地方，本文重点在这两方面做些尝试性的探索。 一、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的方法论 每一门学科领域都有适合自己的研究方法，就中国文学在国外的传播研究来说，首先，将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比如统计列表、问卷调查、抽样分析等结合起来，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尝试。定性研究是一种适合度较广的研究方法，而定量分析虽然在社会科学领域比较常用，但目前为止在文学批评领域使用得不多，这可能是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认为文学研究中真正有价值的问题是不能被量化的；二是担心量化研究会损害文学研究最重视的人物性格和作品的复杂性。但国外已有很多学者认识到定量分析会对文学研究带来突破，比如英国知名学者安东尼·肯尼( Anthony Kenny) 认为量化研究的价值堪比空中摄影：“空中拍摄能发现从地面上无法发现的图案，能让我们透过树木看到整片森林，而这在地面上由于距离过近而无法看到。因此，对文本进行量化研究能揭示出一个作家创作的宏观脉络，这种宏观图景在一字一句的作品阅读中是难以发现的。”［1］美国的乔纳森·戈特沙尔( Jonathan Gottschall) 借助对各国民间故事和神话故事的定量分析，来修正女性主义研究者对这一类文学作品的阐释［2］；而另一位美国学者约瑟夫·卡罗尔( Joseph Carroll) 通过对托马斯·哈代的小说《卡斯特桥市长》的定量分析，用翔实的数据阐明该小说中人物的性格特征以及读者、研究者对他们的认同或排斥，并从中得到这样的认识：定量分析能够打破文学研究中先入为主范式的僵局，开辟出新的研究空间。［3］从国外学者的研究实践来看，定量分析或曰量化研究能极大地提高定性分析的效能，使对文学的认识更为全面、准确。 抛开国外学者的量化研究实践不谈，就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研究这一课题而言，也适合用统计、量化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因为我们不仅要考察某一位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的海外译介与研究情况，还要考察不同作家作品的海外译介与研究情况，以便进行比较分析。同样，海外在不同时期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接受与研究，通过统计列表的形式能更直观地呈现出来。目前国内学者在这方面已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取得了显而易见的效果。比如刘江凯博士对中国当代文学海外接受的研究［4］和纪海龙博士对冷战期间美英对中国“十七年文学”的解读研究［5］。前者的研究中运用了大量的统计列表，对国外某一大学图书馆中国当代文学的藏书情况、某一位中国作家作品的翻译、用西方语言撰写的中国文学博士论文数量等，进行了尽可能详细的统计，用数据说话，不仅具有说服力，而且给他的研究带上科学、实证的色彩。后者的研究将冷战时期美英两国对中国“十七年文学”的研究分为1950—1960 年代、1970 年代、1980—1990 年代初三个阶段，详细统计了每个阶段的西方本土研究者和华裔研究者，以及三个阶段西方关于中国“十七年文学”的各种选本，不仅搜集、挖掘了大量的英文原始文献，而且在充分占有数据的基础上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分析。 因此，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