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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创新基础性制度安排构建 风险控制长效体制 交通银行董事长 蒋 超 良 入世以来，伴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我国银行业资产规模和经营效益稳步增长，不良资产率逐年走低，总体上呈现了良好的发展态势。但与此同时，银行高管却频频东窗事发，有支行行长、分行行长、甚至还有总行行长；涉案人员大都是一把手，并往往伴有若干名同伙；金额少则数千万，多到数十亿；一些案件金额之巨大、手段之恶劣令人触目惊心！银行高管案件频发不仅给国家和股东造成了巨大的财务损失，而且还败坏了我国银行业的声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银行业改革发展进程，是影响金融稳定的不可忽视的负面因素。毫无疑问，道德问题、管理问题等都是银行高管案件频发的重要原因。但为什么在党和政府一再要求干部廉洁自律并出重拳打击腐败的同时，银行高管却屡屡铤而走险？为什么在监管部门和各商业银行都十分重视基层领导班子建设的情况下，分支机构负责人结伙作案却依然发生？我们认为，这一严重问题应当从根本和基础层面上去寻找根源。 1. 问题根源的理论分析 制度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指出，“在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的情况下，代理人作为经济人，他的行为目标与委托人的目标不可能一致，目标的不一致必然使代理人采取使自己利益最大化而不是委托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从而，代理问题和代理成本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1）是两种典型表现形式”。在商业银行，分（支）行行长是代理人，与银行法人（委托人）之间是一种广义的委托代理关系，在银行法人授权范围内对基层行进行日常经营和管理。但若商业银行在设计委托代理关系时，缺乏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就容易形成扭曲的委托代理关系，从而产生代理人（分支行行长）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目前，在商业银行内部的制度安排上存在着一系列导致委托代理关系扭曲的诱因：一是总行、分行和支行存在多层委托代理关系，关系链条越长越容易产生各级目标的偏离；二是委托人和代理人间的权力与责任不匹配，代理人（基层行行长）赋有较大的经营权，但通常没有十分明确的承担风险损失的责任，最终损失由委托人（总行）来承担；三是信息系统建设滞后导致信息不对称，容易引发代理人对委托人的欺骗和隐瞒的行为；四是委托人与代理人是“一点对多点”的关系，委托人往往难以针对代理人的不同特点采取多样化的管理办法，等等。在上述因素发生作用的情况下，一些银行内部经常出现委托代理关系被扭曲的情形，从而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发生。 制度经济学的“内部人控制”理论指出，“当经营者获得了支配企业的巨大权力之后，在缺乏相应约束机制的情况下，尤其是在他们的利益需求无法通过正常途径得到满足的时候，一些经营者就会通过种种不正当手段谋取自身效益最大化，损害所有者利益”。（1）在目前商业银行的制度安排下，采用的是行长负责制，基层行行长拥有很大权力，主要有人事权，即对在授权管理范围内岗位人员的聘用、提升和辞退拥有决定权；资源支配权，即费用等各项资源的分配和使用权；此外，基层行行长借助人事权还可衍生出对主要业务（尤其是信贷业务）产生影响的变相权力。上述权力若被基层行行长不正当使用或滥用则会演化成商业银行的“内部人控制”现象。银行高管案件涉案人通常主角是一把手，且都有几名同伙，正是基层行“内部人控制”的真实写照。在现有体制下，基层行副职或更低一些的职位通常无法将上述几项权力集于一身，因而难以产生“内部人控制”。在“内部人控制”的情况下，银行内部岗位的相互监督制约成了一种摆设，操作规章制度尽管很严密但也是名存实亡。作为“内部人控制”的主体——基层行行长不仅可以获取与经营业绩相联系的货币收益，而且还可获得不合法或不合规的控制权收益。 根据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产生“代理问题”和“内部人控制”的根源是“有效制度安排和机制约束的缺失”，要克服上述问题，则必须通过完善制度安排加以解决。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指出，“抑制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和“减少不确定性”是制度的重要功能，（1）即制度安排具有重要的控制风险的作用。我们认为，商业银行高管案件频发所揭示的“代理问题”和“内部人控制”问题清晰地暴露了商业银行制度方面尚存在不科学不合理的安排，主要是缺少有效制约代理人行为的制度安排，要从根本上铲除产生“代理问题”和“内部人控制”的土壤，就必须在商业银行内部构建和完善相关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2. 国际先进商业银行有关制度安排的经验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先进商业银行分支机构负责人出现道德风险的概率很小，这与他们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是分不开的。通过剖析国际先进商业银行的有关制度安排，我们发现有三方面的制度安排对抑制“代理问题”和“内部人控制”具有重要作用，具体包括前中后台分离和制约、垂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