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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犯法控制与宽严相济 论犯法控制与宽严相济 [内容提要] 社会犯法现象触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深层次的题目，任何阶级社会绝对不可能没有犯法。而且研究表明，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进入深层次转型时期的社会犯法率都会有日益上升的趋势。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延续迅速增长，在此期间的犯法现象也呈逐渐上升的势头。目前在构建社会主义***社会的大背景下，由中心于***x年12月在全国政法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其是我国现阶段惩办和预防犯法的最重要的刑事政策。本文笔者分析历史上曾出现的以法律控制为主的刑罚恐吓和社会防卫两种犯法控制模式及其不足，论证犯法控制的必要性，通过鉴戒、吸收两种犯法控制模式的优缺点，研究探讨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对犯法控制的理念转变，提出应根据社会情势的不同来决定刑罚的宽与严，在刑事司法中做到宽中有严，严中有宽，宽严互济，并重视从法律控制到社会控制的循序延伸。笔者最后以为，对犯法的有效控制最根本的还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政治清廉。 [关键词] ***社会 犯法控制 宽严相济 犯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特别是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显现日益严重的趋势。但犯法实在不是不能控制，有必要应用正确的方法进行控制。本文鉴戒历史上曾出现的刑罚恐吓和社会防卫两种犯法控制模式，立足于我国构建社会主义***社会的大背景，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视角，对轻轻重重主义和单纯的以刑罚控制犯法的刑事审判思惟进行检讨，提出完善我国控制犯法的建议对策。 一、犯法控制模式与控制犯法的必要性 （一）犯法控制与犯法控制模式 犯法控制，就是使犯法不超出一定范围或使犯法处于自己的影响之下，行将犯法状态限制在正常度之内。.fwJia.所谓犯法正常度是指具体时空背景下国家和社会对犯法状态可以容忍的态度。[1]从犯法学角度来看，犯法现象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它触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深层次的题目。任何阶级社会绝对不可能没有犯法，一味地用***标榜而以为犯法是不正常现象的想法是错误的。鉴于此，储怀植先生以为：“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经验表明，犯法可以控制，但没法消灭，这是由基本犯法规律决定的。”[2]因此，犯法控制概念的提出，以犯法没法消灭为条件，也是一种不得已的理性选择。 所谓犯法控制模式，是指国家以预防犯法、遏制犯法为目的，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价值目标而制定和应用的可供人们理解、掌控和效仿的各种策略和手段。在目前的社会大背景下，主要是采用法律控制模式来控制犯法。而在历史上曾前后出现过刑罚恐吓和社会防卫两种模式：[3] 1、刑罚恐吓模式。早在年龄战国时期，当时的法学家莫不主张用重刑恐吓来预防犯法。如韩非子说“明主治国…重其刑罚，以禁***邪”，管子称“行令在乎严刑”，商鞅称“去***之本莫深于严刑”。所以，中国古代刑罚中的种种严刑，如劓刑、宫刑、辕刑、醢刑等，总以其残暴著称来遏制犯法的发生。西方刑事古典学派也主张刑罚恐吓模式，最早由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被称为“刑法学之父”的贝卡利亚提出。他以为，刑罚的目的“既不是要摧残一个感知者，也不是要消除业已犯下的错误”，而在于“禁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并规戒其他人不要重蹈复辙”。[4]以后，边沁首次将刑罚的目的划分为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其中在一般预防主义中费尔巴哈以立法威慑论而著称，菲兰吉祥则主张行刑威慑论。菲兰吉祥指出：“刑罚的执行给公众以恐怖，使之目击犯法所应得得惩罚而生戒心，进而避免凡人犯法”。[5]这是以犯法人的意志自由为条件的，根据趋利避害的功利原理，刑罚恐吓足以遏制犯法。 刑罚作为最强硬的犯法应对措施，在犯法控制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刑罚只是犯法控制的手段之一，大量的司法实践证明，在西方曾长时间占据统治地位的刑罚恐吓模式却没法控制犯法率的不断上升，特别是累犯率。禁止罪犯重新侵害公民，并规戒其他人不要重蹈复辙的刑罚目的变得如此脆弱，人们对刑罚的恐吓作用产生怀疑，因此出现以刑事实证学派为代表的社会防卫模式。 2、社会防卫模式。刑事实证学派在批评刑罚恐吓模式的基础上提出社会防卫模式，是建立在特殊预防的刑罚目的之上的。该模式摆脱了对一般犯法人的单纯恐吓刑罚观念，将其改造成对犯法人矫正救治的刑法观念。代表人物菲利和其师龙勃罗索均主张这一模式，而冯.李斯特更是完善了社会防卫的理论体系。冯.李斯特指出：“最好的社会政策，也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他相信制裁措施将来一定会退居到次要位置上去，取而代之的是“刑罚替换物”，即在各种立法、政治、经济、行政和刑罚手段中，从最大的机构到最小的单位，社会体制将会得到最大调剂。[6]但实践的证明是，社会防卫模式并没有在西方国家取得预期的效果。自20世纪70年代，犯法率大幅上升，犯法特点显现整理*新的变化，如犯法低龄化、犯法有组织化、犯法国际化、犯法暴力化等。仿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