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推动型社会结构变迁的微观研究——现阶段国有企.docVIP

　　政府推动型社会结构变迁的微观研究——现阶段国有企 摘要：党的十六大对国有企业改革赋予了新的指导思想，2002年11月国家八部委联合颁发的859号文件——这一支持国有大中型企业深化改革的鼓励性政策，为国有大中型企业（集团）实施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创造了重要的条件。这一对国有职工身份进行转换并进行补偿的改革是一场根本性的改革，将涉及到一系列改革成本的支出。企业是否有能力支付改革的成本？政府应该提供怎样的支持？这直接关系到根本性改革的成败和小康社会的建设进程。本文试从经济社会学的视角对国有企业根本性改革的政策与实践两个层面进行宏观和微观分析，以期对国有大中型企业（集团）的体制转型提供参考。 　　关键词：国有企业改革/根本性改革/成本研究 　　国有大中型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起着创造国民财富、增强国家实力、提供国民收入的作用。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随着中国人世后对市场结构主体的重大调整，随着新的国家实施小康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部署，国有大中型企业（集团）改革已经走到深层次的根本性改革的阶段①。国有企业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核心、最困难的部分，它涉及经济结构转换、所有制结构转变、国有经济与市场化、国际化的外部环境协调等经济问题，涉及四十多年来国有企业的历史债务、企业与社会合一、三千万老工人的基本生活保障等社会问题，也涉及我国工人阶级地位、改革性质与社会稳定等政治问题（李融荣2003）。正因为如此，我国改革采取了所谓“渐进式改革”的形式，避开了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改革的难点，而首先从发展非国有企业开始，这就使得改革初期收益较大而成本较小，全社会呈现出稳定和繁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企改革的核心问题可以自动解决。国企非产权制度的改革与产权制度探索性的改革，给国有企业的深层次改革造成一种由渐进到根本性改革的环境。从中国国企改革的历程来看，18.1万家中小国有企业所有权在短期内实现的根本性变革，为9000家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提供了经验，这是国企改革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党的十六大对国有企业改革赋予了新的指导思想，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则预示着国有企业改革将在两个方面出现重大突破：一是国有资本将从竞争性行业退出；二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将面临巨大的变革（张文魁2002）。这一涉及10万亿元国有资产的巨大擅变，标志着近26年艰难而曲折的国企改革逐渐进入根本性改革的关键阶段，时间不允许国企改革打持久战和拉锯战，越往后推，国企改革的成本将会成倍增加，因此留给我们的也就是三五年的时间。 　　然而，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是否顺利，社会是否稳定，生产力是否持久发展，最终归结到改革成本的支付和控制问题上。没有一笔巨大的改革成本支付，国企改革的收益将难以取得。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住改革成本，就不可能用有限的付出来取得改革的收益，国企改革就寸步难行，产权结构多元化、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改革就无法推行，现代法人治理结构就无法建立，新的运行机制也就无从谈起。所以，必须要控制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本，降低国有资产置换的成本，使国有资产能够以最高的效率进行置换和运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是对人民的财产真正负责，对国有企业负责，对国有企业的职工负责，对发展社会生产力负责。成本与收益是反向运动的两个要素，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国企根本性改革，就要研究其为何互为变量的相互关系。 　　2003年元旦刚过，重庆市首先宣布：在工业领域不再新办国有独资企业，转而大力发展以私营企业为主的非公有制工业企业，以此作为调整全市所有制结构的重要措施。一周以后，北京市宣布，从今年起北京市工业系统将不再批准建立国有独资公司。为保证国有资本有效退出，北京市指出，国有资本原则上以相对控股为主，特殊情况需绝对控股的，控股份额不得超过51％。随后，山东、吉林、辽宁等省也发表不再搞国有独资和已有国资限期退出的声明。而这些省份有不少是传统大中型国有企业密集的重工业区。这些声明则往往伴随国资份额上限的规定。到2002年初云南、甘肃两省相继宣布“绝不再搞国有独资企业”为止，全国除几个自治区外各省大都已表示将在竞争领域内告别“国有”（秦晖2003）。不言而喻的是：如果增量趋零，即使国资存量绝对值不变，相对值也会下降，并在足够长时间后趋近于零。因此，国企的根本性改革既是规律，也是水到渠成的大走势，顺势而为才是上策（邓志雄2003）。我们有必要去研究成本的构成，并据以动态地建立成本经济的模型，用以推进这一根本性的改革。 　　1.大中型国有企业根本性改革的政治成本 　　国有企业根本性改革的政治成本是指因产权制度变迁带来的政治风险和造成的社会控制风险，即在国有产权制度安排过程中最高权力控制群体预期的或实际的政治耗损。 　　首先是产权更替引起的政府（或改革主体）的控制力下降和社会的风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