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上永远的缺憾——关于日本投降前.docVIP

　　现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上永远的缺憾——关于日本投降前 【内容提要】中国学者关于现代中日关系史的研究，不但受制于本国的资料，也受制于日本的资料，而后者的制约可能会更大。1945年8月15日投降前后，日本政府与军部为了销毁战争罪证、逃避战争责任，分别命令下属烧毁了大量的文书，主要是最为重要的机密文书“外务省记录”和“陆海军文书”，由此造成了现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上永远的缺憾。战后美国接收了一些免遭烧毁的资料，部分地制作成缩微胶卷，使得战前日本的机密文书，得以公开于世。美国后来将大部分资料归还了日本，但现存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与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的主要资料，数量与质量均已非常有限。日方史料的这种状况，值得提请所有研究现代中日关系的学者们，必须注意自身成果的局限性，并努力在“日本之外”发掘新的资料。 【摘 要 题】抗日战争研究 【关 键 词】现代中日关系(1912—1945)/日本史料/外务省记录/陆海军文书 【正 文】 就民国以来到抗战胜利以前的现代中日关系史的学术研究而言，作为第一手资料的两国档案史料，其重要性与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种资料的状况，至今却不能尽如人意，甚至于人为地留下了永远的缺憾。 就中方资料而言，自王芸生先生的大作《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问世（注：王芸生的文章，从1932年1月11日起，在天津《大公报》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上连载。1932—1934年间，天津大公报社陆续出版了王氏之同名专著，共7卷。该书出版之后，即因其史料价值而受到日本方面的重视。1933—1936年间，日本学者长野勋、波多野乾一将该书改名为《日本外交六十年史》，编译为10卷陆续出版。其中，当时的日本外相内田康哉还亲自为1933年3月出版的第1卷(东京，建设社)作了序言，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而推举该书。）以来的70多年，除了中国台湾地区学界自20世纪60年代起编纂、出版的3套民国时期中日关系的档案资料集（注：台湾的3套资料集分别是：(1)李毓澍、林明德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中日关系史料》，共23册，台北，1974—2000年版；(2)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共9编，台北，1965—1966年版、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5年8月再版；(3)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共7编26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1988年版。） 之外，大陆地区值得学界称道的出版资料并不多（注：与之有关的两套资料集，分别为：章伯锋、李宗一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北洋军阀》，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1—6册；章伯锋、庄建平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抗日战争》，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卷。但是其中的档案外交史料又非常有限。目前收录档案史料较多的资料集为：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共17卷(目前已出版16卷)，中华书局1988—2004年版。），以至于学者们除了经常参考、引用台湾的上述资料之外，还要不断查阅王芸生先生的大作（注：1979年起，王芸生先生对原书进行了修订，并且增加了第8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1981年版)。该书之后，王芸生的老同事张蓬舟先生，又编辑了《近五十年来中国与日本(1932—1982)》之第1—5卷(1932—1945)，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1995年版。但后者的史料价值，远逊于前者。）。前几年，笔者买过一本名为《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资料全编(1915—1923)》（注：黄纪莲编，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的书，惊喜于其“全编”的名称之余，仔细进行了研读，并拜读了有关的书评（注：吴元康、高红：《一部精心整理的民国史专题资料集——〈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资料全编(1915—1923)〉评介》，《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朱寒松：《民族屈辱与抗争的历史回望——评〈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资料全编(1915—1923)〉》，《党史纵览》2003年第5期。）之后，颇有名不副实之感：该书除了收录一些翻译的俄文资料(这是它有价值的地方)之外，关于中方的重要交涉资料，基本上没有超出台北的同样内容的资料集，而最为重要的日方交涉资料则几乎没有收录(如果本书书名改为“选编”，一字之别，也许就不存在上述缺憾，但这只是笔者之见)。“二十一条”交涉，是现代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学界迄今仍然十分关注。（注：参见张振鹍、郑则民之间的一场学术争论(张振鹍：《“二十一条”不是条约——评〈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选编与介绍〉》，《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郑则民：《关于不平等条约的若干问题——与张振鹍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1期；张振鹍：《再说“二十一条”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