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名前定-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心态 ——兼论对宋.docVIP

　　科名前定: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心态 ——兼论对宋 【内容提要】 　　在宋代竞争得近乎残酷的科举考试中，士子乃至整个社会的心态，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科举束缚天下英俊，使之归于一途，使举国沉溺于时文，使士子除科名外，对其他则“集体冷漠”;科举制度的严密和完善，使任何哪一个人都无法直接决定士子的命运，于是，“科名前定论”产生了，科名主于“神”，甚至连考题都主于“神”;在此前提下，士子心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乞神、求巫、乞“先师”;这种科名前定的思想也深深影响着宋人志怪小说的创作。 【关键词】 宋代;科举制度;社会心态;志怪小说 　　在宋代竞争得近乎残酷的科举考试中，士子乃至整个社会的心态如何?这无疑是个值得关注、也令人感兴趣的问题。“社会心态”是个很宽泛的概念，且不同时期的社会心态不尽相同，情况极为复杂，而科举带给每个士子的际遇和感受又千差万别，甚至悬若天壤，欲进行考察，只能从形形色色的“心态”中寻找共同点。于是我们发现，在极重“科名”的宋代，由“科名至上”衍生出的“科名前定论”，是宋代科举制度下社会心态的凝结点。一个无论是“金榜题名”者、还是“名落孙山”者，甚至是与科举毫无干系的人都要接受或不得不接受这个理念，即便是时过境迁，也还会津津乐道。故本文从“科名前定论”切入，研讨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心态，而由于反映社会心态的材料多于笔记和志怪小说，因而略及“前定论”对宋人志怪小说创作的影响。 　 一、宋代科举制度下的士人命运 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心态，是由科举制度下的士人命运决定的。刘壎《答友人论时文书》曰: 夫士禀虚灵清贵之性，当务光明远大之学。然为昔之士，沈霾於卑近而不获超卓於高远者，盖宋朝束缚天下英俊，使归於一途，非工时文，无以发身而行志;虽有明籍之材，雄杰之士，亦必折抑而局於此，不为此不名为士，不得齿荐绅大夫。是以皇皇焉，竭蹶以趋，白头黄册，翡翠兰苕，至有终老而不识高明之境者，可哀也。 ［1］　（卷11） 刘壎是由宋入元的士人，他的这段话，可谓是对有宋科举制度的深刻反省。习时文，取科名，然后入官治民，虽然一生“皇皇焉”，“不识高明之境”，但却心甘情愿，不仅获得了心理平衡，而且得到社会价值观的普遍认同。南宋人项安世曾作《拟对学士院试策》，论科举在宋代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略曰:“科举之法，此今日不可如何之法也。自太平兴国以来，科名日重，实用日轻，以至于今。二百余年，举天下之人才一限于科目之内，入是科者，虽杌、饕餮必官之，出是科者，虽周公、孔子必弃之。习之既久，上不以为疑，下不以为怨，一出其外，而有所取舍，则上蓄缩而不安，下睥睨而不服。共知其弊，而甘心守之，不敢复论矣。” ［2］　（4之43） 科举制度之所以能决定士人的命运，原因是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仕进之途。也就是说，“科名”成为官场的唯一“准入证”，“含金量”极高。在唐代，先是明经科，后是进士科，虽也在社会上享有很高地位，但有此科名者不过是做“美官”，成“清流”，而入仕门径却不少，不像宋代这样“出是科”者就“必弃之”。科举决定士人命运的严酷事实，给社会心态带来强烈的冲击。 首先，如上引刘壎所说，“束缚天下英俊，使归于一途”。同样的话，早在北宋就有人说过，如孙觉在熙宁元年（1068）六月所作《上神宗论取士之弊宜有改更》中就曾写道:“今有道德之士，不由科举，则无以进仕于朝廷。是使天下之才，皆汨没于雕虫篆刻之技，弃置于章句括帖之学也。”由宋入元的赵孟也说过:“宋以科举取士，士之欲见用于世者，不得不繇科举进，故父之诏子，兄之教弟，自幼至长，非程文不习，凡以求合于有司而已。” ［3］　（卷6《第一山人文集序》） 这种“科名”至上的后果，是使科举始终处于社会舆论的中心和公众关注的焦点。有些宣称“绝意科举”或所谓“隐士”，也是在经历了多次下第痛苦之后，才不得已而放弃的，并非天生高尚或有“隐德”。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科举不失为选拔人才的有效方式;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宋代科举制度也最大限度地做到了相对公正，可它的唯一性指向所造成的社会弊端，也为有识者所共嗟，如刘壎所感叹的:“可哀也!” 二是举国沉溺于时文。欧阳修曰:“是时（按:指仁宗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者。” ［4］　（卷73《记旧本韩文后》） 宋元之际，舒岳祥回顾两宋时文盛而诗歌衰时，说:“方科举盛行之时，士之资质秀敏者，皆自力于时文，幸取第一，则为身荣，为时用，自负远甚。惟窘于笔下，无以争万人之长者，乃自附于诗从之列，举子盖鄙之也。” ［5］　（卷12《跋王矩孙诗》） 前引刘《答友人论时文书》，曾说“宋朝束缚天下英俊，使归于一途，非工时文，无以发身而行志”;他又在《隐居通议》卷21写道:“宋初承唐习，文多偶俪，谓之昆体。至欧阳公出，以韩为宗，力振古学，……然朝廷制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