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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捐赠机制中疑难问题分析【摘要】本文以利益相关者理论和社会捐赠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大连阳光溢鸿儿童村接受企业捐赠的过程和现状为依托，分别从筹资运作流程、监督体统、劝捐策略以及回报方式四个方面展开讨论，找寻企业捐赠机制的难点所在，并提出相应的建议，推进企业捐赠的顺畅发展。 【关键词】企业捐赠；运作流程；监督系统；劝捐策略；回报方式 大连阳光溢鸿儿童村是一个以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为主要救助对象的民间慈善组织，成立于2003年，当时命名为大连爱在海边儿童村，后于2009年11月正式在市民政部门登记注册，更名为大连阳光溢鸿儿童村，成为合法的民间组织。大连阳光溢鸿儿童村是全国仅7家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组织之一，是全国唯一拥有救助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合法资格的组织。 众多学者研究社会捐赠机制中捐赠者的捐赠动机问题，企业作为捐赠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捐赠动机对企业捐赠行为的实现是至关重要的[1]。另外，救助行为的实施过程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具有一定曝光平台，偶尔的、分散的对一个或两个儿童进行救助，不具有一定的宣传平台，个别的捐赠很难达成企业捐赠的诸多因素。因此，救助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固定承载组织――儿童村，成为企业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捐赠的良好选择。大连阳光溢鸿儿童村正是这样的组织，为大连乃至其他地方的企业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进行捐赠提供了较好的平台。 企业向儿童村捐赠的流程如图1所示，大连阳光溢鸿儿童村获得了多家企业资金捐赠，企业捐赠比例占总受捐额的60%左右[2]，因此企业捐赠在儿童村资金收入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下面本文将从大连阳光溢鸿儿童村接受企业捐赠的运作流程、监督系统、劝捐策略以及回报方式四个方面进行阐述分析。 一、运作流程缺乏有效的运作环境 （一）多数企业缺乏有效的慈善决策机制 企业向儿童村捐赠，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即意愿选择阶段、双方协商阶段、资金或物品注入与分配阶段，捐赠形式为直接捐赠和间接捐赠两种。慈善决策机制不但制约着企业捐赠行为实施的范围，而且也限制着企业捐赠内容，贯穿于以上三个阶段。在意愿选择阶段，企业慈善捐赠决策机制决定企业对儿童村所获知的信息；在双方协商阶段，企业慈善捐赠决策机制决定着企业慈善意愿的表达以及与儿童村的捐赠事项的协商。从企业角度出发，企业需要在第二阶段向儿童村表明企业想通过此次捐赠想要获得的合理的企业目标，例如企业想通过本次慈善捐赠活动来扩大企业文化，提高员工积极性，提升企业形象。单纯的送给儿童村善款和慈善物品的过程难以取得文化深化、对企业内部调节、宣传形象的效果，因此企业与儿童村进行事实的商讨，让儿童村了解到此次企业慈善行为的具体目的，通过一定的环节设计来取得“共赢”。但是现实中，往往因为企业慈善决策机制的缺乏导致企业的慈善意愿表达能力丧失，无法取得慈善行为给企业带来的利益。 （二）捐赠企业在儿童村救助项目实施中的参与力不足 多数企业将资金或物品注入后很少参与其他活动，对所捐善款的实际使用也很少过问，这是儿童村受捐过程中的常常被忽略的环节。资金或物品的注入与分配是企业实现对儿童村捐赠的第三阶段，也是企业参与救助活动的阶段。企业以一定的资金或物资帮助使儿童村里的孩子不再挨饿、不再辍学，使儿童村的事业能够顺利长远的进行下去，但是很少有企业才捐赠后在继续参与到善款善物的使用过程中。若企业参与力弱，极易出现双方信用危机等类似破坏捐赠关系的问题。 二、企业捐赠的监督系统不完善 （一）企业对儿童村的捐赠缺乏合理规范的立法监督 我国现在还未出台慈善基本法，儿童村的登记方法、登记部门、登记程序等都无规范可寻。大连阳光溢鸿儿童村是8所儿童村中唯一获得在政府登记注册的儿童村，归类于民办非企业单位，接受政府福利部门的年度审查。但是儿童村登记方法仅是参照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办法而实现，可是在儿童村别于民办非企业的业务上就无法取得有效的政府保证和监督，实际上阻碍了儿童村的正常受捐和救助。 （二）重财务轻救助过程的监督方式缩小了监督范围 监事会是儿童村的主要的内部监督方式，所制定的监事会职责主要为对儿童村的资金筹集、管理、使用等过程进行全方面的监督，而对儿童村各个救助服务项目实施的监督、对儿童村管理者管理行为的监督等都很少体现在监事会的日常工作中，每年监督工作的主要体现就是对善款善物的审计结果进行审查。很少有对企业捐赠后的实施过程和实施结果的监督内容。因此，慈善事业的捐赠监督的目光往往聚焦在财务监督上，忽视了对救助实施过程和行为的监督，是现在慈善监督体系中普遍存在的问题[6]。 （三）监督主体之间协同配合能力弱 在美国，从政府立法出发，到中介方得评估，再到捐赠方的评价，是一个有序的监督链条[3]。儿童村的监督系统表现出明显的不成熟，各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