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金融城市长建言上海.docVIP

伦敦金融城市长建言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代言人,安司棣对上海的建议是:开放和贸易自由化最重要。 伦敦金融城在金融创新和企业管理等诸多领域都很有经验,可以为中国所借鉴。”伦敦金融城市长安司棣说。9月18日,安司棣结束了11天的访华行程。这是历史上伦敦金融城市长访华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出访阵容颇为庞大、到访城市颇多的一次。 52岁的安司棣曾在伦敦金融城做过30多年的会计师,对于金融危机的应对、金融中心的发展等问题了然于胸。在接受《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专访时,安司棣认为,综合性银行并不是引发金融危机的关键所在。在他看来,全球应对金融危机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各国能不能协调一致行动。 谈及欧盟国家如法、德所极力推崇的金融业薪酬改革,安司棣表示,这不是金融改革的根本,因为薪酬问题不具有决定性作用。他一再强调,伦敦要想保持其在世界上的金融中心地位,就要继续坚持开放的政策。 安司棣以简洁的外交辞令赞赏了上海在建设金融中心方面所做的努力,但他话锋一转又表示,上海如果想要建成国际金融中心,需要采取更为开放的汇率政策。在回答记者关于人民币汇率的问题时,他将汇率问题与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问题巧妙地结合到了一起。在谈到伦敦金融城的成功之处时,他说开放最为重要,上海建设金融中心也需要更多开放元素。 监管将更严厉 《中国经济和信息化》:作为世界重要的金融中心,伦敦采取了哪些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你如何看待危机的发展态势? 安司棣:我们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更加严厉了。这样的监管可以让市场更安全,无疑这是件好事。 在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SA)将把对宏观经济审慎监管的权利逐渐交给英格兰银行,自己则负责监管微观经济。而其中的一个委员会正着手于银行结构改革,并且不排除拆分银行批发和零售业务的可能性。 我相信委员会将意识到拆分银行不是个好主意。我们现在知道,混业经营不是综合银行破产的原因。历史学家对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研究表明,在20世纪30年代,那些拥有其他业务的商业银行比纯粹的商业银行更有生命力。 我自豪的是英国政府认同伦敦金融城的价值――高水平的金融服务。英国政府将继续采用方便企业运营的措施来鼓励各国对伦敦和英国的投资。 未来几年中,仍存在许多威胁全球金融服务业安全的因素。其中一个严重的问题是,每个国家都是自顾自地采取行动。G20需要就解决金融服务业问题达成一致。 《中国经济和信息化》:欧盟成员国希望在金融危机中进一步推进现有金融机制改革,进而增强欧洲在金融管制协调方面的合力,这可能削弱英国金融业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英国如何规划未来的金融发展之路? 安司棣:我想讨论的是一些关于英国金融的挑战,特别是税收、薪酬和移民问题。 英国今年6月已经提出向英国的银行、海外银行征收银行税,不过征收水平比预期的要低,只占银行合法负债的0.04%,2011年该比例将上升到0.07%。与之相比,在美国,这一比例是0.15%。目前,德国、法国政府也已宣布将在下一财年预算中提出银行税计划。如果这一征税措施是暂时的,它可以让政府与犯错误的银行家划清界限,这样做是值得的。 今年11月在首尔召开的G20峰会,将对银行制定更加严格的规章制度,其中就包括对银行不断增加的资本需求的征税调整计划。长期来看,征税问题体现在未来的不确定性上,这可能会降低英国的自信心。征税无疑会占用更多资本,降低银行借款的能力,从而挫伤国家经济。 英国政府引进了一种更简化也更有竞争力的公司税率,4年间从28%降至24%。这样,英国将成为G20中公司税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我认为,这或许能增强商务环境的确定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他类型的税率仍然偏高。 薪酬是一个敏感问题。在全球市场上招贤纳士,就必须保持薪酬的竞争力。薪酬制度必须建立在长期、稳定工作的基础上,并且必须和业绩挂钩。金融服务管理局(FSA)正着手于确定薪酬事宜。 移民问题是一个扣在英国政府头上的大帽子,它影响到更多的英国产业。我们欢迎来自全球的金融人才,他们是金融中心的血液。我们很感谢他们带给伦敦的活力、挑战和竞争。伦敦是一个国际城市,有1/3的伦敦人在国外出生,这对伦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起到了重要作用。 上海应更开放 《中国经济和信息化》:你在此次中国之行中得到了哪些收获? 安司棣:参加中英金融服务周活动是我此次中国之行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周举行了14个活动,聚焦于发展贸易、投资法律服务、资产管理、环境友好项目融资、并购、海事服务和银行业服务等内容。这些有趣的活动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我相信这会促成更多的商业合作。英国财务部门和专业服务部门希望成为支持上海发展的合作伙伴。 《中国经济和信息化》:中国的汇率改革问题常常被国际社会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