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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元政治残暴化对明之影响思考摘要：元政治残暴化对明的影响显而易见，其影响甚至延续至清构成通常所谓“明清君主专制达到顶峰”的重要诱因，正如黄宗羲所言“夫古夸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明夷待访谈一原法》)。 关键词：元政治：残暴化：影响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631(2010)05-0070-02 一、元薄俸制对明之影响 元臣俸禄较低。故普遍拮据，甚至已难以为继，此应被视为政治残暴化与大臣位卑之典型。 首先，元中下官吏普遍生活困顿。如，“(聂以道任)江华县尹……贫，非田禄无以为养”(《元史)，“(黄潜)在州县以清白自持，月俸不给，至鬻产佐之”(《元史)。所谓“今之县吏，日俸二百，一身不能养活，况父母妻子奴婢乎?”(《辽夏金元史徵)可见。元中下官吏大多陷于困顿。其次，元俸禄特点使高官之惨遇堪比于中下官吏。元俸禄有“官益高而俸益薄”及“朝三品、四品之官，反不及外任九品薄尉之俸”(《历代名臣奏议》)的特点，故导致“连百官之首的宰相都感到所得俸禄捉襟见肘”(《俸禄厚薄与吏治清浊》，武大学报，1997年第6期)的现象。再次，元薄俸制事涉蒙汉群臣，不独汉官受害，且“元代官俸较薄，不少蒙古官员家计入不敷出”(《元代政治制度史》)。 而明薄俸制亦十分突出，可谓普遍且无理，如市舶副使(罗伦)，官俸微薄，唯有以“妻子贷粟邻家”(《明史)为生；“道御史刘准山……月支俸米一石五斗。不能养其母妻子女，贷同道御史王裕、刑部主事廖谟等俸米三十石，去年病死，竞负无还”(《今言》，卷1)。总之，其时“小官多不能自赡”(同上)，其状极惨。同样，明大员俸禄之薄，亦惨不忍睹。通政使曾秉正去职时，竟“贫不能归，鬻其四岁女”(《明史-曾秉正传》)。户部尚书秦纺“妻孥菜羹麦饭常不饱”在“籍其家”时，“无所得”(《明史)。试想，明小官无钱尽孝，乞请于邻。大员卖儿鬻女，无力养亲，如此薄俸可谓大悖人伦之常，致使作为国家股肱的臣僚群体在人格上严重缺失。故可被视为是政治残暴化之典型。何况，“帝闻(曾卖女一事)大怒，置腐刑，不知所终”(《明史)，可见明廷既以薄俸待大臣，又以伦理相要求。在大臣因薄俸而不得不有悖伦理时，即施以重刑，其残暴无理，可谓令人发指。 最后，明代薄俸制正是承袭自元，因同为汉族统一王朝的汉唐宋均实行厚俸，不会是明薄俸之渊源。“汉制官最卑者，食禄百石。名为百石而月俸十六石”(《日知录集释-俸禄》)；“唐时，一品月俸八千……此为优尔……三师二百万，三公百六十万……节度使三十万”(《谷山笔尘)；“宋一代制禄……待士大夫可谓厚矣……恩待于百官，惟恐其不足”(《廿二史札记)。甚至以北汉之小，其俸禄尚远胜明，即“(明)宰相月俸犹不能半此(北汉宰相俸禄)”(《谷山笔尘)。 可见汉族王朝一向俸厚。明实乃首次打破该传统。上文对汉唐及北汉厚俸的概括皆出自明人，他们正是在与汉唐及北汉对比后感叹“近代之俸可谓至薄也”(同上)。故明之薄俸非袭于前代汉族王朝，必源于元。游牧民族传统上本无俸禄。而蒙元君主又视臣为奴：“一切东西都掌握在皇帝手中，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因此没有一个人胆敢说这是我的或者是他的，而是任何东西都是属于皇帝的；也就是说，货物、人、牲畜等等”(《出使蒙古记》)。如此，则他们更不会以厚禄优待大臣。明兴于元之后，自然接受其苛待大臣之传统，对薄俸制不加改动。这一蒙古元素合理地解释了汉族王朝厚俸制自汉唐而臻于宋“恩待于百官，惟恐其不足”的极致，却突兀地转为“明官俸最薄”(《廿二史札记)之残暴局面的原因。 二、元殴官现象对明之影响 周良霄先生等以批颊、杖责等例对元君主施与大臣的侮辱做了论述。然而事实不仅如此，蒙元君主系“奴隶主”在侮辱大臣上做出了“表率”。致使元臣中地位稍高者――即高等奴仆皆对他们“上行下效”，转而殴打甚至屠戮地位更低的奴仆(实则这些低级“奴仆”亦为朝廷命官)，笔者暂将其命名为“殴官现象”，即高官不经法度擅自殴打、屠戮低级命官。 譬如，桑哥仅任平章，比参政杨居宽、郭佑地位略高，却极残暴的对二人进行侮辱。桑格对杨关于政务的回答不满，即“令左右拳其面”而对嚣佑，更是在“殴辱之”的同时加以“中书之务，隳情如此”的责骂。权臣阿合马对低级官吏的处置更是随心所欲，“外施威刑”，“有宿卫士秦长卿者，慨然上书发其奸”，即遭其报复，“竞为阿合马所害。毙于狱”(参见各自本传)。可以想见，他并未被明正典刑。而是被阿合马擅自下狱、处决。 明殴官现象则变本加厉，如“黄泽为浙江布政使”仅因“盐运使丁镦不避道”之小事，即“挞之”，可见其平素威福。“雍泰为山西按察使，太原府尹珍不避道……泰竟笞之”，朝廷因此“下泰狱”以惩罚之，雍泰却恶习难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