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青海生态补偿制度思考.docVIP

建立青海生态补偿制度思考引言 对生态补偿的法律思考和研究有赖于对生态补偿法学含义的厘定。生态法学中的补偿含义,应当包括:一、法学上生态补偿发生的范围。根据“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的生态建设规划原则,生态补偿的领域包括生态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维护与建设两部分;二、生态补偿的法律关系客体。生态深层次地反映了生物与非生物环境之间的关联,从法学角度出发,这种关联就是生态利益,即生态补偿法律关系的客体是生态利益;三、生态补偿法律关系的主体。生态资源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它对应的是公众多层次、多样化、整体性的利益诉求,因此,生态资源需要政府有组织地提供给公众,政府应当在生态建设和维护中发挥核心作用,因而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是生态补偿法律关系的主体;四、生态补偿的法律手段。生态补偿虽然以政府为主,但政府的补偿能力毕竟是有限的,政府应当通过有效的激励制度安排市场其他社会主体参与进来,即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综上所述,生态补偿的法律概念是:在资源的开发利用及生态的建设与维护过程中,以政府为主的对生态利益受损者的利益补偿。 一、青海生态补偿制度的依据 (一)法理依据 1.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性。实施生态保护措施,生态功能区所属地区及居民履行了其所承担的保护生态环境、维持生态平衡的义务,但是与此同时也被客观地剥夺了其发展自身经济、摆脱贫穷的权利。而生态环境保护的受益者在享受生态保护的结果的同时并没有承担他应当承担的义务,这是不符合权利义务对等的法理的。因此,建立生态补偿法律机制,赋予生态保护主体补偿权,是平衡生态保护主体和生态受益主体的权利义务的内在要求。 2.法的正义性。正义体现在可持续性发展中就是公平观。只有公平才能维护和保证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以及每个人应享有的合法权利和自身利益,从而调动可持续性发展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是可持续性发展公平法则的具体体现。建立生态补偿制度,能够维护各个行业、各个区域之间利益的平衡,调动社会可持续性发展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推动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历史进程。 (二)现实依据 1.生态补偿是青海经济及社会全面可持续性发展的内在要求。青藏高原被称为北半球气候变化的启动区和调节区,三江源地处青海腹地,它素有“生态源”和“气候源”之称,是全国乃至东南亚地区的生态屏障。因此,作为上游地区的青海省,其生态环境的好坏不仅直接影响本省的经济和社会全面可持续性发展,而且事关中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和生态安全。然而事实是,近年来,三江源地区雪线后退,冰川剧减,湿地缩小,土地沙化面积不断扩大,草原林区水量涵养功能减弱,生态系统的循环受到严重破坏,致使大江大河不时出现断流和洪水灾害。从1972年到1998年的27年间,黄河断流21次,直接经济损失达350亿元;沿河流域水土流失严重,每年输入黄河的泥沙量达8800万吨。因此,建立有效的生态补偿制度十分紧迫。可持续性发展是建立在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前提下的,如果不能把经济和其他社会活动限制在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所能承受的范围内,那么可持续性发展就不会实现。即,可持续性发展要以生态的良性循环为基础,否则,经济系统就无法运行,更谈不上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了。我省的现实状况是仍然采取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发展模式,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经远远超出了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能力范围。发展是硬道理,但是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发展不应以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更是硬道理。从长远来看,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具有持续性和竞争力的,它取得的经济效益必定是短暂,因为获得的经济效益必定是以生态环境资源的更大破坏为成本的,这样就势必陷入生态、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利的恶性循环,成为青海可持续性发展的重大障碍。 2.生态补偿是生态安全要求所决定的。生态安全当前是全世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随着温室效应、全球变暖、严重自然灾害以及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的不断出现,使得生态安全也成为了社会安全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安全问题不解决,不仅会造成当代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社会安定无法保证,还会造成生态的问题的代际转嫁,给子孙后代造成无法逆转的灾难,可持续性发展无以为继。三江源地处青海腹地,不仅是黄河、长江的发源地,更关系着中下游地区人民生活和社会发展的生态安全,从某种意义上说,保护好三江源就等于保护了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生命源泉;而且三江源的生态还关系着东南亚的生态环境安全从而对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睦邻友好和地区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可见,生态安全是社会安全的基座,所以,建立生态补偿制度,以生态补偿促进生态建设和生态维护,不仅是为增强自身综合竞争实力,确保区域经济和社会可持续性发展创造条件,也是维护生态安全,对本区域以及全国和全世界人类环境事业的切实行动。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