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福利国家改革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启示.docVIP

欧洲福利国家改革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启示一、福利国家的概念及模式特征 （一）福利国家概念的界定 福利国家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福利国家是以“福利”进行界定的一种国家形态，即以统一的、大规模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为基本特征，以追求社会团结和公正为目标的一种国家形态。从狭义上讲，福利国家即指由这些国家所实施的具体社会福利制度。 当前理论界公认的“福利国家”概念的评价指标有四个：1．福利支出占政府公共支出的比重；2．公共支出占福利支出总额的比重；3．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4．福利制度中是否存在力度较大的再分配。其中指标一和二在结构上表明了国家的性质，指标三在数量上反映了国家福利的规模，指标四反映了全民福利最大化目标的实现程度。当前欧洲主要的工业国家基本都能满足上述四个指标，进入福利国家的行列。 （二）福利国家的模式特征 福利国家是强调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协调并进的制度模式，其核心是国家主导下的“高税收、高支出、高福利”的福利模式。因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福利国家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同时由于欧洲各国历史传统和文化底蕴各不相同，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也存在巨大差异，欧洲各国的福利模式也是不同的。考斯塔―安德森（Gsta Esping-Anderson）根据劳动力“去商品化（De-com?鄄modification）”程度和福利受益人身份“分层化（Stratification）”的程度将欧洲福利国家的模式划分为三种类型：自由型福利国家、保守型福利国家和社会民主型福利国家，其特征如下表所示： 二、欧洲社会“福利国家”制度的危机 20世纪70年代以后，欧洲许多国家出现了经济停滞、失业增加、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同时，由于福利国家制度本身存在的结构性缺陷，高福利、高税收所带来的弊端日益突出。在此情况下，欧洲福利国家纷纷陷入福利制度的危机当中。 （一）充分就业政策难以实现 实现充分就业是福利国家的重要政策目标，也曾是特别引以为豪的社会成就，但这一成就在70年代中期以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以瑞典为例，1981年瑞典的失业人数达到创纪录的10.8万人，占当年劳动力总数的2.5 %。若加上隐性失业人口，瑞典1981年的总失业率将达到5.5%。究其原因，高税收严重削弱了投资者的热情，影响了经济发展，就业岗位大量缩减，近而导致失业率上升。此外，福利国家净替代率过高导致了人们工作热情降低，产生了大量的自动失业人员。 （二）收不抵支引发的财政危机 为使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得以维持，欧洲各国不得不消耗巨额的财政用于公共开支，而政府财政支出的过分增长造成了巨额财政赤字，这成了福利国家的通病。据统计，欧洲福利国家1975至1980年间公共开支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法国从22.9%上升到25.8%，英国从19.5%上升到21.4%，荷兰从28%上升到30.7%。为弥补高福利所导致的巨额财政赤字，福利国家不得不大举借债，同时不断扩大货币发行量，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劳动人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的恶性连锁反应。 此外，高税收导致民众逃税现象严重。1978年瑞典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达88%，全部征税占GDP的比重达65%。在这样的福利制度下，瑞典国民收入的相当部分被作为社会保障税和各种福利缴费加以扣除，税后所得仅能维持最基本的日常开支。高税收客观上导致了国民对福利制度的普遍不满和严重的逃税倾向。 （三）人民不满与日俱增 社会保障制度无法解除失业给工人生活带来的困苦。通常，欧洲福利国家的失业保险津贴不到工人原工资的一半，而且实际上大多数失业工人领不到失业津贴，不少失业者只得依靠社会救济和领取施舍度日。据统计，1978年法国的100万余失业者中有45%以上的人得不到任何补贴，15.7%的人每月只能得到450-500法郎，略高于政府规定的最低保证工资的1/5。此外，欧洲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对象近年来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并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仍以过去的产业工人为主，这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社会的不满。 三、“第三条道路”的福利国家改革 为将欧洲各国从福利制度的危机中挽救出来，以吉登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的福利改革理念，其指导思想是变消极福利为积极福利，变“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型国家”。 （一）观念上调整：责任和权利相统一 “第三条道路”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强调责任与权利相结合。吉登斯认为，责任是健全社会的基石，传统福利制度最致命的缺陷就在于滋生了人们对政府的过度依赖。“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使人们丧失了自主生活的动力，国家自上而下的包办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依赖、道德风险和官僚主义，权利和机会最终变成了自私和贪婪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