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河西地区对祁连山森林资源流失影响.docVIP

民国时期河西地区对祁连山森林资源流失影响祁连山区宜林地面积至少在2000万亩以上，但现有森林面积，含疏林、灌木林在内仅700万亩，森林覆盖率仅14%，这说明历史上大面积的森林遭到破坏。民国时期祁连山森林遭受破坏的严重程度是历史上少见的，森林覆盖率锐减，森林资源极度流失，是形成当前祁连山和河西地区生态问题严重的最直接的历史原因之一。祁连山区分属甘肃、青海二省，就其北麓，即甘肃沿河西走廊一翼森林资源的流失来说，是与当时河西地区的政治、经济的变迁密切相关的。 祁连山森林对于河西绿洲的重要性，远在明清时期，地方官与普通民众已有深刻认识，并针对破坏森林的行为制定法规、乡约进行保护。如清朝嘉庆年间，驻张掖的甘肃提督苏宁阿曾写《八宝山来脉说》、《八宝山松林积雪说》、《引黑河水灌溉甘州五十四渠说》等文章，阐述祁连山森林对黑河河源的重要性，并悬挂铁牌，禁止入山伐木[1]。直至民国时期，前朝留下的地方法令、乡约仍具有极大的约束力。广泛分布于祁连山区的藏、土、裕固、蒙古等民族，以畜牧为业，以畜粪为主要燃料，不兴私人建筑，又信仰藏传佛教，不少地方的森林被当作“神林”受到严格保护，所以破坏不太严重。清初平叛时曾焚烧过大面积森林，其林地到民国时也已恢复成了云杉纯幼林[2] 民国时期河西地区对祁连山森林的滥伐可以分两个阶段进行论述。 第一阶段（1927-1937年） 1927 年至抗战爆发前，河西地区地震、水旱灾害和兵祸穿插交织，酿成无数灾难，人民生命财产受到极大损失，也影响着祁连山天然森林的生存状况。 首先，灾害和战争使木材制品，如房屋、桥梁、寺观、大车、家具、农具、电杆、水利设施等大量损毁，灾后、战后的重建使得木材需求量大增。灾荒和战争又使社会贫困化加剧，产生群众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不得不向森林资源寻找出路，砍伐树木出售以谋生。战争和灾荒也使旧的地方管理体系被摧毁或陷于瘫痪，为滥伐创造了条件。这样，私伐偷伐大盛，很多地方无人限制。如酒泉之西藏寺，伐木者极多，任意砍伐，故名“大木厂”。此即所谓的“迨自民十七、八年兵燹之后，林禁渐驰，山林被人窃伐者不可甚数”[3]。 其次，通过战争与灾荒的打击，原来的地方管理体系被摧毁，取而代之的是马步芳家族的军阀统治。1931-1941的10年期间，韩起功留驻张掖，马步青驻武威，马步康驻高台、酒泉等县。军阀统治在经济上表现出极大的掠夺性，他们重征暴敛，抓兵拉夫，严重阻碍着河西地区的经济发展，祁连山森林资源也成为掠夺对象。军阀在各县都设兵站，摊派粮款木柴等，由军法处追逼催收。这无疑是驱使人民砍伐林木。韩起功在张掖设立“入山税”的名目，每人每日征收税款1元5角，即可允许在张掖的龙首堡和民乐的大都麻任意砍伐木料，随意运卖[4]。 最后，农田水利事业遭受到严重破坏，土地无法耕种，马家军阀抓兵苛派，部分群众开始逃向河流上游及祁连山区，依附于当地寺院、头人，毁林造田。石羊河上游哈溪滩一带，牧主、寺院趁机招徕外地移民进入山区，为其充当“牛户”[5]。刊于1936年的《甘肃通志稿》卷二八《实业》载：“甘肃多山，山多产林。自昔省山启辟，采山耕山者任岁增多，林日减少。”《西北的农田水利》也说：“到近年以来则人口向上游迁移，滥伐森林，摧残过度，于是童山濯濯，雪线逐渐上升[6]。”草原也被牧民及马步芳部队大量开垦成农田，牧区向林区推进，给森林带来的损害也不可忽视。 第二阶段(1938-1949) 抗战爆发后，河西处于中苏国际交通线上，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木材也承担起建设后方、支持抗战的重任，需求量大增，军队参与砍伐，祁连山森林进入大规模破坏阶段。 1934年到1937年间，甘新公路由勘测进入到分期修建和续建、改善阶段。受技术力量和建桥材料所限，很少修建永久式桥梁，一般仅修木桥、临时便桥维持通车。所需木料都是督办马步青摊派给沿途各县、乡。曾有木商陈世昌致信甘肃建设厅厅长请准入股开办林场，称“近来敝处因修筑甘新公路，关系需用木材既广且巨，若再逾数年，将有供不应求之势，拟于在县北熊瓜湖设置林场借以培植森林……”[7]，可见建修公路用木之巨及其商机之巨大。军阀自然不会放过这一牟利良机。1937年3月，韩起功派了四营兵力在大都麻、酥油口、小都麻、黑河口一带入山，大肆砍伐森林。据不完全统计，大都麻伐林15万株，黑河口伐林22万株，其他各处，每处不下10万株。1938年他将木料从黑河水上运出，除一小部分卖给玉门油矿外，其余强卖给张掖、山丹、民乐、临泽四县的人民。1939年，韩起功又在大都麻一带进行了一次毁灭性的破坏，致使林木一光。1939年，马步青整军从天祝的哈溪滩到古浪的林地入山砍伐，初则择木拣材，继则一律砍光[8]。1938年底甘新公路第一期工程完成，全线共有桥梁139座，计长1761.86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