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资源环境难题应深化改革.docVIP

破解资源环境难题应深化改革由于资源价格上升，加上劳动力等其他要素的成本上升，我国经济年将长期面对要素成本上升的压力。如果说现有经济发展方式在高速增长期尚能维持，一旦转入中低增长期，其实质性转变势在必行。这就对破解资源环境难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提出了时间上的要求。 企业盈利模式和整个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慢变量”，必须及早着手，持续推进，才有可能在未来增长速度降低时不会出现大的冲击，并成功转入虽增长速度有所回落、但增长质量和效益显著提高、可持续性增强的新发展阶段。 新形势下破解资源环境难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应当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形成有利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而要在这些方面取得大的进展，则需要正确理解和处理好一系列重要关系。 挑战与机遇的关系 首先，资源环境成本的完全化和较大程度的市场化，将会形成一种倒逼机制，迫使所有企业按照新的尺度调整投入产出结构，实现绿色转型。历史经验表明，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企业，转向可持续发展模式，都是在遇到某种重大挑战或危机时被“逼”出来的。这次危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形成倒逼机制的难得契机。 其次，绿色发展不仅是做减法，同时也是做加法，将会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其中既有技术、组织和制度的创新，也有可观的经济发展和就业、税收增长空间。更重要的是，在节能减排和新能源技术创新的全球竞争中，中国可以利用自身在技术准备、市场潜力、产业配套的有利条件赢得先机。而能否做到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我们参与这场竞争的主动性和及时性。 显然，我们对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认识和态度都应该有一个大的转变：不能仅看成是被动地应付外部压力，而是我们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不是仅增加生产经营成本，更重要的是带动降低成本、新增盈利的创新。认识问题、态度问题解决了，挑战就会转为一种机遇。 资源价格改革与放宽准入、鼓励竞争的关系 有效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要求理顺价格关系，但仅有价格改革并不必然保障市场的有效性。如果市场进入受到人为限制、竞争不足，即使放开价格，也难以形成正确的价格信号，还可能出现另一种形式的价格扭曲，如某些行政性垄断问题突出的行业，放开价格就可能导致垄断性涨价。 因此，价格改革应当与必要的放宽准入改革相配合。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领域传统上大多有行业集中度较高的特点，但随着技术进步、全球化、竞争机制和政策的改进，可竞争的范围和程度都有所增加。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的普及，使能源资源产品的可交易性大大提高。在传统的自然垄断行业，也可以通过特许经营权的竞争而使在位者不敢懈怠。 目前我国能源资源领域的部分行业和环节，仍存在比较突出的行政性垄断问题，不仅是民营资本，就是行业外的国有资本也难以进入。在这些行业通过整顿提高集中度的过程中，也有一个保持市场必要竞争性的问题。 鼓励先进，淘汰落后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关系 结构调整意味着优胜劣汰，要求“鼓励先进，淘汰落后”。但在界定先进和落后时，一种相当普遍的尺度是规模大小和技术高低，经常还将高消耗、高污染与小企业挂钩。于是结构调整的基本手段就成了“压小上大”。 这种做法在实践中很容易与发展中小企业的政策导向相冲突。事实上，如果以市场经济中的企业竞争力高低作为判断“先进”和“落后”的尺度，则规模大小、技术高低与企业竞争力并无必然联系。规模较小、技术偏低，但适应市场需求的企业可以有很强的竞争力；相反，规模大、技术档次高的企业也可能陷入经营困境。过度消耗和污染既可能出现在小企业，也可能出现在中型和大型企业。 正确的政策不应以规模大小和技术水平高低为尺度，而应以消耗、污染、安全、质量等标准为尺度。 价格改革与社会承受力的关系 推进价格改革，一方面要与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相适应，避免或减少不利影响；另一方面，设计新价格机制时，对促进节能减排、缓解收入分配矛盾应更具针对性。如阶梯式价格，在保持消费者生活必需部分较低价格的基础上，应主要针对超额消费部分提价，使之兼顾发挥价格积极作用和减缓对普通居民冲击的双重功能，这比较适用于水、电、燃气等日常消费品。此外，给低收入阶层以直接补贴，也是缓解价格改革冲击的选择之一，其好处是所谓的“花钱买机制”。 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关系 资源环境领域的政府与市场关系较其他领域更为复杂。除了通常所说的两者之间关系的一般特征外，还有一些新的特征。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随着碳排放交易而发展起来的“配额－交易”(cap－trade)机制。 这种政府控制总量、通过市场交易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思路，在治理资源环境其他方面问题时也可借鉴。例如，在消耗，污染不达标且产能过剩的行业，政府可以给出一个与原产能相等的“达标”产能配额，既可以由原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