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性规制放松及社会性规制加强.doc

经济性规制放松及社会性规制加强政府规制是指政府依据法律法规对市场活动所进行的规定和限制行为,依其调整对象通常分为经济性规制与社会性规制。经济性规制是指“在存在着自然垄断和信息偏在（不对称）问题的部门，以防止无效率的资源配置的发生和确保需要者的公平利用为主要目的，政府通过被认可和许可的各种手段，对企业的进入、退出、价格、服务的质量以及投资、财务、会计等方面的活动所进行的规制”（植草益，1992）。经济性规制的重点领域是电力、天然气、电信、交通、航空等具有自然垄断特征和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产业及农业、银行业等特殊产业，表现为对产业的进入与退出，价格与工资等进行限制与约束。而社会性规制处理的主要是外部不经济和非价值物问题，“是以保障劳动者和消费者的安全、健康、卫生以及保护环境和防止灾害为目的，对物品和服务的质量以及伴随着提供他们而产生的各种活动制定一定标准，并禁止、限制特定行为的规制”（植草益，1992）。社会性规制主要包括安全性规制、健康规制和环境规制等。 从18世纪90年代开始，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不断加强，而社会性规制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才逐步实施的（费尔德斯坦，2000）。在过去的20年中，规制出现了两种趋向：一是涉及卫生、安全和环境等方面的新规制出现了史无前例的高涨。二是在一些国家大规模解除对某些行业的经济规制，如航空、货运、铁路、金融市场、能源和电讯。呈现出逐渐放松经济规制，但却加强社会性规制的态势。决定政府对某一领域放松规制还是加强规制的重要依据是政府规制的成本与收益对比。 一、政府规制成本――收益的一般分析 政府规制不是免费的午餐，政府规制是有成本的，同时也会为社会带来一定的收益。对政府规制的成本与收益分析，有利于权衡政府规制的利弊得失，从而为政府决定规制的领域和力度提供理论依据。 植草益和施蒂格勒从不同角度对政府规制的成本与收益作了分析。植草益认为，政府管制必然会引起成本加大，全部政府规制成本会通过生产成本的上升，提高价格转嫁给消费者使消费者剩余减少，如果政府管制引起的成本比政府管制的收益小，则实施政府管制是有意义的。反之，这种政府管制是没有必要的。施蒂格勒则是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政府管制成本与收益，以说明政府管制的必要性。他认为，如果管制成本小于消费者剩余增量与生产者剩余增量之和，则管制增加了社会福利，也就是说，管制的社会成本是负的。如果相反，一产业通过管制获得垄断，管制的社会成本就是正的。也就是说，只有当管制成本小于消费者剩余增量与生产者剩余增量时，采取某项政府管制才是有必要的，反之，就没有必要。我国学者王俊豪认为：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只是人们在心理上的感觉，很难进行定量计算，决定了上述两位外国学者的观点在现实中难以操作。他认为，可预计实施某项政府管制后，消费者支出的减少数量和生产者因效率提高而增加收益的数量的加总数以计算政府管制收益，而以政府管制立法成本和运行成本等的预计加总数以计算政府管制成本，然后，通过对比政府管制收益与成本，以决定对特定领域是否值得采取某项政府管制，如果政府管制收益大于政府管制成本，则这种管制是必要的，否则，就没有必要采取这种政府管制。 而且，由于技术进步等其他因素在不断发生变化，对政府管制需求和供给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引起政府管制收益与成本的对比关系的变化，因此，从动态上对政府管制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分析也是政府决定对某一领域放松管制还是加强管制的重要政策依据。 二、放松经济性规制的理论依据 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以美英日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一股以放松规制为特征的政府规制改革浪潮。放松规制的主要内容是在市场机制可以发挥作用的产业，完全或部分取消对规制产业的进入、价格、投资、服务等方面的各项经济性规制条款，促进新企业和原有企业以及原有企业之间的竞争，以通过竞争促进企业内部改革和技术创新，促进企业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不断降低收费水平，从而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福利。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放松经济规制的原因极为复杂，集中在规制本身的问题、规制的外部环境和规制理论的重大变化三个方面。 首先，从政府规制的问题看：第一，尽管政府规制或许能够避免因放任自然垄断而可能产生的过度竞争的低效率，但同时也往往使得受规制企业内部产生诸多的低效率问题。这种企业内部的低效率既源于竞争的缺乏，又是政府规制措施本身固有的缺陷所致；第二，政府规制导致了大量规制费用的发生和官僚机构的膨胀，不可避免地令越来越多的人产生对政府规制的怀疑；第三，政府规制必然导致受规制企业的所谓寻租行为，同时在政府决策过程中也时常会出现不确定的随意性；第四，规制的滞后效应会产生社会福利损失；第五，规制抑制了创新，庇护了低效率，鼓励了价格――工资的螺旋性上升，而价格与边际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