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西周史》选载（五）——第七章“封建制度”.docVIP

　　许倬云《西周史》选载（五）——第七章“封建制度” 第四节 封建制的层级 　　西周早期不见封建制度的五等爵位号，并非意味着西周没有层级的位序。正如顾立雅（Creel）指出，为了实际需要而发展的分封方式，会逐渐制度化而衍生春秋时代分明可见的贵族礼仪（H.G.Cree1，1970：341—342）。实则严整的封建等级化及其礼仪，在西周中叶以后己渐渐发展成形。墓葬习俗即反映这种制度化的等级。 　　西周早期的墓葬中，至今尚未有商王王陵同级的大墓出现。由现有的资料分类，最高一级的大墓是浚县辛村的卫侯墓。墓室大而深，都有槨室和南北墓道，殉葬的礼器与兵器都甚丰富，有车马坑埋车马。人殉的例子仅一见。中型墓，见于陕西宝鸡、岐山、长安，河南洛阳、浚县，河北房山、昌平诸处，共二十余座，规模比大墓为小，都有椁有棺，有的并且重椁。河南洛阳东郊的中型墓并有墓道。一般都有随葬的礼器和车马器。大多数中型墓中的礼器因被盗而不能确知器类组合。最常见的为鼎、及鬲。墓中常有兵器，当属于中等贵族。中小型墓则一般无墓道，墓室皆作长方竖穴。随葬器物少于中型墓，大部分不出车马器。这些墓葬的主人大约有末级的贵族，也可能是较富裕的平民。西周早期小型墓，由已发表的资料计算，有140座左右，将近中型墓与中小型墓总和的两倍，其面积均甚小，长方形竖穴以有棺无谆者为多。随葬品为数甚少，大都是陶器，一般不见铜礼器。有些全无随葬品，甚至连附身之棺也没有，只用席子裹尸。这四种墓葬，代表了社会上的四个阶层，但是不见森然有序的礼仪差别（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196—202）。 　　西周中期以后，亦即穆王以后，墓葬制度呈现系统化的等级位序。各种铜器出土的数量及组合，逐渐形成一定的比例。一般言之，甗、豆、盘、匜只出一器，壶出二器，鼎为奇数，按鼎数少一器，为偶数，鬲也随之而增减。同墓诸鼎的形制、花纹及铭文均相似，只是尺寸依次递减，号为列鼎（郭宝钧，1959：11，43—59）。《春秋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也。”《仪礼》“聘礼”和“公食大夫礼”都记载了天子九鼎，国君所用。大牢的肉食种类为牛、羊、豖、鱼、腊、肠、胃、肤、鲜鱼、鲜腊。七鼎大牢是卿大夫所用，比前者的食单中减去鲜鱼、鲜腊。五鼎少牢，以羊为首，《仪礼》的“聘礼”、“既夕礼”、“少牢”和“有司彻”诸篇均有记载，减去了大牢的牛及肤，是大夫食用的标准。《孟子》“梁惠王下”：“前以士，后以大夫；前以三鼎，后以五鼎。”也证实了这一级是大夫所用。三鼎较五鼎的肉类又减去羊及肠、胃，只剩了豖、鱼、腊。是士一级的食用标准。《仪礼》“士昏礼”、“士丧礼”、“士虞礼”、“特牲”都如此说，只有“有司彻”的三鼎是羊、豕与鱼。最低的一鼎食则盛豚，属于士的常食，“士冠礼”、“士昏礼”、“士丧礼”、“士虞礼”和“特牲”均有记载。用来盛黍稷，偶数，《礼记》“郊特牲”：“鼎俎奇而笾豆偶。”比鼎数少一件。传世铜器中也有过列鼎，如颂鼎有三件，小克鼎有七件，仲义父鼎有八件。考古资料，可由附表（图29，图版16）列出鼎数多少与墓室大小、棺椁层数、铜礼器数字、兵器种类与数量、车马器与车马之数量等各项间相应关系（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204—205；杜乃松，1974；邹衡，1974；史明，1974）。表中未列陕西张家坡第222号墓出土的五件陶质列鼎（考占研究所，1962：122），及扶风庄白的一批青铜器中的四件铜列鼎（史言，1972），这两处发现，均属西周中期，在穆王以前，当为列鼎制度开始系统化的时候，也是礼仪反映封建已经在制度化了。 　　表中所列的九鼎出自湖北京山的曾国国君墓中，墓已残破，出土九鼎七缺了一殷。与曾侯墓相当的是河南浚县辛村的卫侯墓，墓道及棺椁俱尚可见，但墓中鼎已被盗。卫侯三墓中有一墓出土青石编磬的两件，也只有诸侯方可有之。卫墓附近有车马坑，埋车十二辆、马七十二匹，一车六马，正是国君身分的车仗。九鼎墓无疑是国君一级的墓葬，与典籍所记相符。 　　七鼎墓可以上村岭的虢太子墓为代表。随葬品丰富，车马坑中有车十辆马二十匹。该墓出土七鼎六，另有一套编钟，正是国君级稍逊一级的体制。 　　西周五鼎墓有七座，三座为西周中期，两周之际两座，东周初期的两座。在虢国墓地中，未被盗的五鼎墓有两座也与虢太子墓一样，都是双棺一廓，但规模较小。有车马坑，各殉五车十马，减七鼎墓的车马数为一半。出土五鼎四四鬲。这一级墓主当属于中级贵族。 　　三鼎墓为数不多，总数不到十座。长安斗门镇普渡村的长由墓出土了成套礼器及一套编钟。虢国墓地的三鼎墓，两座规模与五鼎墓相似，一座较小。都有车马器而无车马坑。诸墓大都是单棺。墓主身分，大约是卿大夫以下的低级贵族，相当于士的一级，故可用车马，而不能自具车马。 　　一鼎墓为数最多，共二十余座，其中五座属西周中期。墓室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