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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技术控制的法律协同机制 　　摘 要: 技术法律控制问题是STS研究的重要问题。从技术主体利益多元与法律公益确 定、技术客体变动不居与法律相对稳定等两个方面分析了现代技术控制的法律困境,认为超 越困境的关键在于技术与法律的协同,从方法论层面提出了超越困境的法律协同机制,指出 协同机制主要靠技术行动者来实现,并从技术的结构分层角度从技术器物层、制度层和观念 层等三个方面对法律协同机制进行了构建,为技术法律控制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可供选 择的视角。 　　关 键 词:技术控制;法律;协同机制 　　 　　技术的发展深刻地影响着自然、人类和社会。由于技术负荷价值的双重属性,客观上需要对 技术进行控制,而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无疑使技术与法律具有了交流对话的基础, 因此,科学、技术与法律(Science, Technology and Lamanuel Mesthene)所指出:“技术 为人类的选择与行动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但也使得对这些可能性的处置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 态。”［5］梅塞纳深刻分析了技术的法律控制不确定性,但从另外一个方面也表明了 现代技 术的变动不居性对法律自身稳定性的空前挑战。以日本数字技术的发展为例,现行日本《著 作权法》在最初实施后10年内几乎没有修改。但是,从1984年至1999年进行了11次修改,这 样频繁的修改,究其原委,大都是由于数字化技术的影响所导致的。而随着知识社会的进一 步发展,今后这样的倾向还会更加明显,修改的速度还会加快［6］。日本著作权法律 制度 的修改是适应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而作出的回应,这种修改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其速 度还会不断加快。在不断修改的过程中,法律一方面填补了技术法律控制的“空白”,但是 频繁的法律修改明显对法律稳定性提出了挑战,使技术主体的行为预期变得不可确定。不可 确定本是技术的“特权”,但是这种“特权”在技术法律控制过程中又转嫁给了法律本身, 以稳定性为基本价值的法律反而变得不可确定。技术与法律的这种冲突加剧了法律自身的不 稳定性,破坏了法律的自稳性品格,在这种必须面对的困境中,寻求一条可能获得法律和技 术协调发展的路径是我们必须思考的课题。 　　 　　二、 超越困境的法律协同控制方法 　　 　　不管对于技术主体,还是技术客体,技术的法律控制似乎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科林格里奇困境 (Collingridge dilemma):试图控制技术是困难的,而且几乎不可能。笔者认为,之所以 陷入技术的法律控制困境,是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将技术作为一个巨系统,在试图打开“技术 黑箱”的同时,忽视了技术系统之外的社会系统(包括法律、伦理等)。人们将技术看做一 个动态的过程,而将法律看做一个被动的静止的工具,技术和法律之间的信息交互之门关闭了 ,因此,试图超越技术控制的法律困境的钥匙,只有从“技术—法律”动态的系统中开启。 　　 　　1. 技术与法律系统整合 　　既然我们试图从“技术—法律”系统中寻求克服技术控制的法律困境的方法,那么,首先需要 确认“技术—法律”系统具备耗散结构系统的特征。如前所述,在法律对技术的控制过程中, 法律离开技术,就失去了控制的基础和动力;技术离开法律,就失去了发展的方向,两者只有 融为一体才能实现技术的法律控制目标。同时,现代技术的价值负荷和法律的人文属性, 促使其与其他社会控制系统(如道德伦理、社会政策等)进行广泛的信息交流,这都决定了 “技术—法律”系统的开放性。其次,技术与法律之间的矛盾使其始终远离平衡态。 技术的 法律控制最大的困境来自于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和法律发展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 的产生,使技术亚系统内部在不断产生新技术的同时,也不断催生新的技术社会关系,客观 上需要法律去调整和控制,使法律亚系统不断打破技术亚系统内部平衡态。再次,技术与法 律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非线性的。在技术的法律控制过程中,若“技术—法律”系统中各个要 素 是线性的(单一的、对称的、加和的),那么这个系统的要素组合就只会有量的增加,而不会有 质的飞跃。“技术—法律”系统强调的是技术主体间的相互关联和协同共生,主要包括技术 亚系统和法律亚系统之间相关技术主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和“技术—法律”系统各主体与外部 主体的交互作用,而这些交互作用成为“技术—法律”系统的动力结构。最后,“技术—法 律”系统存在着明显的“涨落”。在“技术—法律”系统中,由于技术亚系统中各个要素之 间的非线性作用,不断产生新的技术,首先打破了技术亚系统已形成的平衡状态,率先在该 亚系统中产生了“微涨落”。 以后,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系统开放、远离平衡态、非线 性作用),该“涨落”会波及法律亚系统,他们之间可能发生竞争,即表现为技术法律控制 过程所出现的矛盾,导致“涨落”缩小甚至消失,使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