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农民工问题与二元经济结构恶性循环累积的效.docVIP

　　试论中国农民工问题与二元经济结构恶性循环累积的效 　　摘要:在中国特殊的国情孕育下，与农民工流动相携而至的是“贫、挤、险、低”四大农民工问题。以农民工问题为背景，以历史作归纳，本文选取了1978~2008年的相关数据，用计量模型回归出中国农民工问题与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形成了恶性的对立关系。这种恶性关系的累积循环，导致农村发展缓慢、城乡劳动生产率严重失衡、制度变迁成本增加，最终加深了经济结构二元化。 　　关键词:农民工 二元经济结构 恶性循环累积 　　前言 　　“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 　　作为经济结构转变的特殊产物，中国农民工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是加快中国城市化进程，推进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的转化，完成制度的变迁。然而，“想要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随着这个群体的不断涌现、能量的不断积聚，由于遭受相对的忽视而爆出来的农民工问题开始拉大经济结构两元之间的鸿沟，挑战制度变迁的极限。 　　一、综述 　　他们本是二元经济的产物，却不断膨胀，与二元经济周旋；他们本是农民，却不断涌入城市，过渡成另一个身份。对于这一充满生命力的新群体，我们称为“农民工”。农民工以自身的实践，改变着他们的生活和生命轨迹的同时，也在改变着社会流动的潜规则。 　　(一)二元结构孕育的中国农民工问题 　　发展的局限性就在于不能兼顾。当二元经济向一元化转变时，农民工的利益被忽视了。于是这一群体自成阶级，努力的改变着经济结构的格局，希冀“一朝更叠转身价”。于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农民工问题爆发且强势。 　　1、贫——“伪工人”的身份与劳动报酬严重失衡 　　农民工不是穷人，但却是贫困的。由于不被认为是真正的产业工人，因此农民工工资普遍比城市工人收入低。同时，由于农民工工资的提高跟不上物价水平与生活支出成本的提高，收入差距持续增大的趋势势在必得。 　　2、挤——农民工的失业与“刘易斯拐点”的假象 　　当我们意外的发现“‘民工荒’再现了”时，惊呼经济结构转变已抵达“刘易斯拐点”。然而，我们似乎忽略了重要的环境背景——金融危机对中国“世界工厂”式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冲击——造成的暂时性失业。我们也忽略了新一代农民工的迅速崛起：这些生于80年代的农民工，进城的欲望更强烈，数量、规模不容小觑。暂时回流的农民工返城、新生代的农民工增加，农民工拥挤在流动就业的圈子内。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大量农民还未实现充分就业，那么不仅离刘易斯拐点尚有距离，更会阻碍着二元经济向一元化的转变。 　　3、低——尴尬的素质水平与制度变迁成本提高 　　相对于农村劳动力来说，农民工的素质水平明显要高于留守在农村的。但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及制度变迁步伐的加快，初级就业人员趋于饱和。农民工在文化和素质上都难以适应现代化经济发展的需求。于是就出现了城市企业“招工难”与大量农民工“就业难”并存的结构性矛盾。易见，劳动力市场的交易费用增加，制度变迁的成本提高。 　　4、歪——农民工的边缘化与真空的保障制度 　　农民工由于缺乏户籍制度以及依附其上的相关制度的接纳，导致不能改变农民身份、难以形成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而成为游离于城市之外的特殊群体。与二元化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政策倾向，也无法提供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 　　他们奉献劳动，却缺乏身份认同；他们为城市化努力，却无法分得城市利益的一杯羹。农民工出在一种扭曲的社会结构中，不确定性增加。被动的“回流”、难以满足未来人力资源要求的“新生代”、被拖欠的工资、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再培训等等问题，都对政策的制定、制度的转变提出了新要求。倘若这些问题无法解决，那么农民工问题不仅阻碍制度变迁，更会对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社会长治久安产生不利影响。 　　(二)恶性循环累积关系的提出 　　2010年春节，“民工荒”现象出现，引起众多学者与专家对“中国惊现刘易斯拐点”的热议。农民工是否真的促进了中国经济结构由二元走向一元呢？农民工的返乡是否说明刘易斯拐点已经到了呢？ 当“农民工”这个群体仅仅是过渡性结构，而没有被禁锢在制度上时，农民工带来的负面影响确实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农民工”现象, 本来只能说是应急性的权宜之计,却逐渐演变成一种制度性安排。 　　这个过渡性群体并没有受到应有的礼遇，农民工在两个结构元的缝隙中求生存，苦苦挣扎，其引燃的一系列社会效应逐渐走向了一个涉猎范围极广的全局问题。“农民工”现象便在不断循环累积中将矛盾发酵成一股冲击波，吞噬着制度原体。从某种角度看，经济结构的二元化产生了农民工，农民工的增多引发了尚未根除的农民工问题，问题的积压恶化了经济结构的二元化差距，如此反复，累积叠加，于是，农民工与二元经济也就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