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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丁不能两旺”的社会学和生物学基础作者： 易富贤(水寒／中山水寒)　　familyyi@ 《诗经》“天生烝民，有物有则”，任何事物都有内在的调控规律，人口也一样。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调控着人口的数量。 在中国夏商西周三朝，中国人口在1100万到1400万范围内摆动，春秋战国时期人口两千万，到清朝初期人口仍然是两千多万。就是说这四千多年间人口总量一直在1000万到6000万之间波动[1]。 全球人口增长只是近三百年的事情，比如中国人口在明朝时期曾经达到六千万，但是经过明末清初战争后，到康熙时期降低到两千万左右后，乾隆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到19世纪初已经达到四亿(占全球人口1/3以上)，这主要应归功于美洲高产作物玉米、土豆、番薯（红薯、白薯）、南瓜等在中国的推广移植。玉米早在明年嘉靖年间就传入广西等地，但是到清朝康熙中期才传入湖南、四川等地。而传入并不意味着推广普及，比如安徽《霍山县志》（乾隆41年，1776年）说：“四十年前，人们只在菜圃里偶然种一二株，给儿童吃，现在已经延山蔓谷，西南二百里内都靠它做全年的粮食了。”[2]。番薯是在1580年左右（明万历年间）传入我国。玉米、番薯虽然在明朝末年就已经传入中国，但中国当时瘟疫流行，清代档案就提到崇祯十六年北京城的大疫情：“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万历、崇祯时期华北数省因为鼠疫就死亡上千万人口。加上当时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战乱乱纷纷，不利于玉米、番薯等作物的推广普及。顺治元年（1644年），即清兵入关的次年，华北日趋风调雨顺，大范围的鼠疫流行也已熄灭。社会开始复苏，迎来了康乾盛世[3]。土豆也是在清朝初年传入中国。 番薯、马铃薯、玉米、南瓜的单位面积产量，比中国传统的谷子、高粱、小麦要高出许多倍，番薯“每亩可得数千斤，胜种五谷几倍”，玉米“种一收千，其利甚大”。并且“不与五谷争地，凡瘠卤沙田勺皆可以长”，还可与其他作物（如小麦等）构成一年两季收获，从而提高了土地利用率。所以成为当时中国的重要粮食作物。如福建“地瓜一种，济通省民之半”。其他地方也有“红薯半年粮”的谚语流传。番薯、马铃薯的秧蔓又是极好的饲料。玉米以及土豆、红薯的淀粉的耐储存性，使得丰收年份的玉米和淀粉可以储存起来，可以补充歉收年头的粮食。而当时“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摊丁入亩”等新的税收政策，放松了国家对人口束缚[4]。而欧洲还因为移民美洲并将粮食从美洲运往欧洲。根据马尔萨斯的估算，当时英国人口是以每25年左右增加一倍的速度在增加。乾隆皇帝看了1792年的人口统计册，说：“朕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余倍”；说明康熙初年人口最多三千万，中国人口在一百多年之内增加十几倍。 中国有些学者无视全球人口增加的原因，推测中国人口在宋朝就上亿，到明朝17世纪初就突破2亿大关，康熙时期还有一亿多人口，这样岂不说明1792中国人口有十几亿了？这些学者认为是康熙、乾隆时期对“丁”、“口”统计方法有差异，但文献显示清朝初年以及其前中国对于“丁”、“口”概念就已经很分明。即使当时有隐匿人口问题，难道乾隆皇帝连他爷爷时候的人口情况了解程度还不如现在的人口专家？洪亮吉在1793年写了《治平篇》描述当时人口增长情况：“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尽管不很准确），比马尔萨斯描述英国人口以每25年倍增的速度还要快。难道东西方的同时期的两位学者都是信口开河？1492年哥伦布才发现美洲，传入中国的美洲作物计有玉米、番薯、豆薯、马铃薯、木薯、南瓜、花生、向日葵、辣椒、番茄、菜豆、利马豆、西洋苹果、菠萝、番荔枝、番石榴、油梨、腰果、可可、西洋参、番木瓜、陆地棉、烟草等近30种[5]。而在当时交通、信息、战乱等情况下，美洲作物陆续引入欧洲、从欧洲引入菲律宾、缅甸、越南等亚洲国家、再引入中国、试种推广，完成这个过程没有一两百年时间是不行的。因此中国人口在18世纪快速增长是可信的。现在中国能够承载13亿人口，是因为现代农业技术的进步（农田水利、作物品种、化肥、农药、杀虫剂等），比如现在90%以上的氮肥是由空气中的氮气合成的，而过去却主要来自人和畜的粪便等有机物的副产品[6]。在只有传统的水稻、高粱、小麦等主粮，肥料来源非常有限，而很多地方还没有开发的情况下，宋、明时期中国能够养活一两亿人口？ 在人口急剧增长的时期，英国政治经济学家马尔萨斯1798年发表了他那令人沮丧的名作《人口原理》：人口呈几何增长，而食物供应呈算术增长，人口将不断增长，一直达到人类食物供应的极限为止，大多数人注定要在贫困中和在饥饿的边缘上生活。 世界人口自马尔萨斯人口悲观论出现以来，特别是二战以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时期，人口悲观论就没有停止过，世界一直被耸人听闻的，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