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江大学入党积极分子培训材料四.docVIP

牡丹江大学入党积极分子培训材料（四） 法治之路与民族复兴 中国梦主要动力三大来源： 第一，追求经济腾飞，生活改善，物质进步，环境提升； 第二，追求公平正义，民主法制，公民成长，文化繁荣，教育进步，科技创新； 第三，追求富国强兵，民族尊严，主权完整，国家统一，世界和平。 和谐社会的基石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精神是文明社会的稳固基石。党的十八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出了新要求，全国人大在法治建设中责任重大、任务艰巨。一手抓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一手抓依法监督实施，就能更好发挥全国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形成推进依法治国的强大动力。在新的起点上，继续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进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就能实现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促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为改革发展、长治久安提供更为坚实的基础。 3、群体性事件 导致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原因： 1、社会不满群体存在。 2、群众缺乏表达渠道。 3、政府管理能力应对能力不足。 4、群体性心理因素诱导。 5、基层不作为。“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6、干群长期矛盾的积累 导致群体性事件的深层原因： 1、社会贫富差距拉大。 2、职工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受到侵犯。 3、领导干部不倾听群众呼声，不关心群众疾苦，使小矛盾酿成大矛 盾。 4、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化、复杂化。 5、社会管理方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群众日益增长的民主意识不相适应。 6、法制不健全 7、权利集中 8、领导没有能力 9、是社会转型中群体利益的损失 10、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存在官僚腐败现象 11、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健全 何为国家建设？在西方政治发展史的叙述中，国家建设主要指的从传统国家到现代民族国家的一种转变。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吉登斯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中有一个经典说法，“民族国家存在于由他民族-国家所组成的联合体之中，它是统治的一系列制度模式，它对业已划定边界（国界）的领土实施行政垄断，它的统治靠法律以及对内外部暴力工具的直接控制而得以维护” 这个定义形象地说明了民族国家的特性以及较之于传统国家在国家整合和国家竞争方面的优势所在：就对外而言，民族国家诞生于近代欧洲的国家竞争，同时也是对于当时欧洲政治边界的一种法律确立；对内而言，民族国家是一种直接垄断的统治方式，以“民族”最高代理机构的方式将统治伸向最边远的国民。而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需要通过法律来发挥作用，对外，主权和边界需要法律确认；对内，需要建立一系列的法律规则体系来完成国家权力的垄断和直接控制，所以，民族国家的建立，本身就是把法律作为一种治理术，或者说是一种通过法律的国家治理。 “法治主义是今日救时之唯一主义” ，这是梁启超面对当时中国处于外有强敌环伺、内部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所开出的救世药方。法治能否救国？这一我们今天看来明显具有功利色彩的一种所谓法治工具主义的说法，但在当初，却又似乎是先哲们身处内外交困之复杂政局的一种救国情怀和现实自我定位。因此，清末的法制变革，首先即意味着当时的先哲们旨在通过法制变革来实现从古老的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建设之路的开启，清末颁布立宪性文件、颁布新刑律、设立资政院、咨议局、办理地方自治等法制措施，均具有显明的国家建设意蕴；以《钦定宪法大纲》为例，尽管对大清皇帝皇位一统再三重申，却也清楚地表明了宪法正式成为统治合法性的最终来源，而非以前王朝替代中的“天命正朔”式的合法性宣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以及随后建立的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主权归于国民全体”的宪法书写，第一次将主权归诸于人民而不是帝制时代的某姓某家；在中国历史上同样具有开天辟地的意义。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以及经过28年艰苦卓绝努力后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更是真正实现了国家独立、人民民主与民族解放，改变了中国自清末以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格局，而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建立政权的方式，则是通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和颁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方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织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这也表明近代以来中国国家建设历史上最核心的事件——新中国的成立，从历史的角度讲，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而从法治的角度讲，则是中国人民做出的根本性政治决断，或者说中国人民对于制宪权的行使。 就当代中国的法治模式而言，无疑既不同于中国几千年的法律传统，也不同于百年中国法治建设历程中曾经移植、借鉴的日本、德国、前苏联、美国等国家的法治模式，而是经历了百年艰辛探索、立足于当代中国人民现实需求、充分吸收借鉴古今中外法律文化优秀成分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