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前南社三杰的革命文学和其特色.docVIP

辛亥前南社三杰的革命文学及其特色 陆仰渊 一、南社三杰是革命文学团体的中坚 20世纪初十年，中国正处于激烈动荡的时期，东西方列强虎视眈眈想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封建统治中心的清政府在风雷激荡中行将倾覆，而革命的怒涛汹涌澎湃，把一个封建的旧中国推向新世界。中国革命的力量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为核心，高举着复兴中华的大旗，响亮地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政治纲领，深入人心。南社就在这样的形势下诞生了。 南社成立之初对外宣称为“在研究文学的旗帜下聚拢到一起的文学团体”，而实际上却是在“宣扬民族气节、鼓吹反清革命”。柳亚子、陈去病、高天梅三人是南社的发起人，也是南社活动的中坚力量，又都是中国同盟会成员，可称之为“南社三杰”。他们在辛亥革命前十年，高举文学革命的大旗，把诗歌等文学作品作为武器，以办各种报刊为阵地，在广大群众中传播革命思想，有力地推动了革命的前进。早在1908年，南社社员化名“民鸣”在《天义》报上刊登了翻译成中文的《共产党宣言》。所以，南社的性质不是一般的文学团体，而是具有浓烈革命性质的革命文学团体。 在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存在三股政治力量：汉族士大夫和上层知识分子希望中国恢复汉人治国。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希望解除封建束缚，发展民族经济。他们主张用和平的手段在不推翻清朝统治的基础上，通过“变法”和“立宪”限制君权，这是不彻底的“改良”，不能成为时代变革的主流。唯有以孙中山的中国同盟会是最坚定的革命力量，要革除数千年压在中国人头上的封建统治，建立共和政权。柳亚子、陈去病、高天梅三人生长在中国东西方文化和思想交汇中心的上海附近，很快就接受了革命思想，参加了同盟会。他们从组织南社起，就以倡导革命文学以唤醒沉睡中的中国民众起来闹革命为宗旨。但是，革命不是一蹴而就的。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指出：当旧的生产关系不能继续下去，新的生产关系又不能得到发展时，革命就要暴发了。革命是先由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产生了革命思想，又必须把革命思想传播到广大民众中去，使它成为广大群众的革命行动，才会使革命得到成功。如何传播革命思想使之变成行动？南社三杰选择了以革命文学作为武器，以创办革命报刊为阵地，这就是南社三杰辛亥前从事革命活动的一大特色。 二、南社三杰以创办报刊为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 柳亚子16岁时就离开吴江去上海求学，在上海见到革命报刊所讲的革命道理使他深深折服，深感许多中国人深受封建思想毒害而处于麻痹状态，尚不知道中国正处在内忧外患的亡国边缘，更不懂得用革命的思想和革命的行动去推翻封建统治，建立一个光明幸福平等自由的新中国。他觉得必要用革命的道理唤起民众从沉睡中醒来，推翻旧世界，建立新社会。他于1905年在家乡吴江创办了《自治报》，鼓吹地方自治。不久，他又改刊名为《复报》。意思是借清初建立的反清组织“复社”之名，行光复中华之实。他在《复报》发刊词上说：以“办报作为救国的手段”，表明“要誓死光复中华的决心”，救民众于水火之中，“要把一个顽固臭腐的旧吴江彻底的改造，换成一个革命的新吴江”。办报的“着眼处却在最大多数的农人、工人、商店学徒”中间，“要使人人能了解国民革命的口号”，“使人人能了解国民革命的方法”（见《磨剑室文录》第887页）。“倘能够好好办下去，也可以在二十世纪中华报界舞台上独树一帜”。他说的“独树一帜”，不是艺术上的独树一帜，而是要在宣传革命道理和革命思想上独树一帜。 陈去病，吴江同里人，1903年30岁时赴日本留学，结识到革命党人，参加了同盟会。担任过同盟会江苏分部会长。他在日本时写了一首《警醒歌》：“警警警，白祸燃眉鹿走铤；醒醒醒，庞然世狮勿高忱；奋奋奋，伟大国民莫长病；兴兴兴，舍身救国为牺牲！”诗中表达了他誓死要唤起沉睡中的中国民众起来闹革命。他在日本广泛收集到了国内被清政府查禁的书刊，有《扬州十日记》和《嘉定屠城记》等。他读后深感 中国人200多年来受尽了压迫与耻辱，中国的衰亡都是腐败的清朝封建统治者造成的。于是他把这些书刊汇集在一起，编成了《陆沉丛书》，带回国内传播，以唤起民众起来闹革命。南社成员宁调元读了《陆沉丛书》后，于1906年写了一篇《仇满横议》文章，历数清朝之罪恶：“窃我神器，握我主权；占据我土地，侵夺我财产；奴隶我子女，宰割我人民；变更我服制，败坏我纲常；监督我语言，束缚我思想；吸吮我膏血，掩蔽我耳目；剃我之发，坏我之俗；食我之肉，寝我之皮，如万弩齐发，困我于马陵道上，竞策手待毙而莫能起！”可见《陆沉丛书》影响之深远。 1904年，陈去病回国在上海担任《警钟日报》编辑，又办起了《二十世纪大舞台丛报》，以后还从事戏剧改革工作，把报刊作为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他在《二十世纪丛报招股合并简章》中说：“时局胥沦，民智未迪，而下等社会独如狮睡之难醒”。因此要通过创办报刊为阵地，发表革命文章以唤醒沉睡的中国人民起来闹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