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结构转换中非城市化道路反思.docVIP

二元结构转换中非城市化道路反思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点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二元结构转换，实际上是走了一条非城市化道路。农村工业的发展和“民工潮”的出现，转移了２亿左右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为加速二元结构转换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但这条非城市化道路也引发了诸多矛盾与问题。要进一步推进我国二元结构转换，必须加速城市化进程，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 一、 我国二元结构转换的非城市化道路及其成因 根据发展经济学的二元结构模式，二元结构转换的核心问题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结构转换过程，就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的过程。这一模式客观地反映了世界各国工业化过程的一般规律。大多数国家的二元结构转换都是通过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来实现的，其结构转换中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和人口向城市迁移是同一过程。因此，二元结构转换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国家的工业化与人口城市化的发展过程。 我国的二元结构转换与发展经济学所描述的，通过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来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道路有很大的不同。１９７９―１９９７年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累计总规模达１３１０６万人，其中转移到城市就业的只有２７２９万人，占农业劳动力转移总数的２０．８％，而同期转入农村非农产业就业的达１０３７７万人，占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总数的７９．２％①。１９９７年以来，农村工业的主体―――乡镇企业增长速度下降，吸收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有所减弱，但总体上仍维持１亿人以上的规模。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城乡隔离体制的松动，农民外出打工数量逐渐增多，到１９９８年外出打工人数已达６５００万人。１９９８年以后，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的数量急剧增加，到２００２年实际外出打工人数已达９４３０万人，４年间平均每年增加７３２万人②。以上两种形式共转移了２亿左右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对我国二元结构转换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只有劳动力在产业间的转移，而没有人口在城市的集中；以“民工潮”形式所进行的劳动力转移，虽然使农民走出了乡村，但并没有真正成为城市居民。而且这两种形式所转移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都没有割断与农业的关系，大多具有兼业性质。所以，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点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二元结构转换，实际上是走了一条非城市化道路。 ２００２年我国城市化率为３９％③，工业化率为４４．４％，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５．４个百分点，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之比为８７．８％，远低于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之比的合理区间。 我国二元结构转换所以会走上一条非城市化发展道路，其直接原因在于渐进式改革所决定的双重经济体制并存的特殊国情。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于１９７８年最先从农村开始起步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业经营体制和农产品流通体制的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幅度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为农村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市场和低廉的劳动力来源。而城市国有经济由于改革起步较晚，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下，缺乏市场竞争力。所以，改革初期我国农村工业在这种计划与市场双重体制并存的环境下，利用渐进式改革所形成的城乡体制错位，获得了超常发展。我国制度变革的渐进性所形成的双重体制并存，一方面通过城乡体制差异为农村工业的发展提供必要条件和有利的竞争地位；另一方面又通过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隔离体制和政策，限制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在城乡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的条件下推进二元结构转换，决定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只能就地转移到农村工业，而不可能大规模地向城市转移。 进入９０年代特别是末期以来，城市民营经济发展和国有企业改革使企业用工自主权增强，城市用工制度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同时乡镇企业增速放慢，吸纳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减弱，导致大量农村人口走出乡村，进城打工。但在城市用工制度出现较大变革的同时，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及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仍未发生根本性变革，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不得不像候鸟一样在城乡间迁徙，难以融入市民社会。 二、二元结构转换中非城市化道路的影响及局限 二元结构转换的非城市化道路与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发展道路相比，影响了就业机会的创造，制约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首先，二元结构转换的非城市化道路制约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出路狭窄。由于第三产业所提供的产品―――服务具有生产与消费过程的同一性，所以，第三产业只有在人口较为密集的城市才会有较大的发展。而且与第二产业相比，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系数高，吸收就业范围宽。塞尔昆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不断提高，服务业相对制造业来说，其就业弹性系数不仅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