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认知、文化层面深化中国制度改革.doc

从认知、文化层面深化中国制度改革摘要：继续深化改革，解决已显露出的深层矛盾，需要改革主客体从认知、文化层面加强理解与共识。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斯将制度作为内生变量纳入新古典经济分析中，指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形成了早期的制度变迁理论。从静态的制度均衡模型到动态的制度变迁演化理论，诺斯所强调制度与文化、学习和认知的联系对我们有很大启示。为了深化改革，解决矛盾，促进经济增长，我们有必要结合这些理论从认知路径依赖、文化模式层面对改革进行深入思考。 关键词：变革；制度变迁；认知路径依赖；文化模式 作者简介：干晓艳(1972～)。女，辽宁辽阳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9)02-0005-03　收藏日期：2009-02-04 一、引言 1978年至今，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和各项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作用已为改革取得的成就所证实。然而，改革中的利益调整、权利更替与转移、区域发展不均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等深层次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诺斯等(1989)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指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经济增长必然要求形成一种制度安排来激励人们进行增加产出的劳务活动，减少闲暇，进行科技创新、促使技术进步。并从中获得相应报酬。中国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与明确所有权、规划产业政策、完善各类法规制度、加强制度实施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进行，无不充分证实了诺斯所强调的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诺斯通过建立静态的制度均衡模型形成了早期的制度变迁理论。但随着其思想的不断发展，演化的制度变迁理论更强调了制度与文化、学习和认知科学的联系，在此基础上。诺斯试图建立一套包括人口、知识和经济变迁的动态变迁理论。深化改革不可避免地触及潜藏其后的社会矛盾，认识并解决好这些矛盾是改革者们要在很长时期内面临的重要任务。本文从诺斯的制度变迁、动态演化理论的认知路径依赖和文化角度对改革加以几点深层思考。 二、诺斯的制度理论 对制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8世纪休谟、斯图亚特、斯密这些古典经济学家，他们都认为制度重要。斯密主张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强调竞争越自由、越普遍，就越有利于社会(斯密，2005；原版，1776)。主流学派视制度为外生变量，而非主流学派从不同角度对制度进行研究：施莫勒代表德国新历史学派强调法律制度和道德文化对经济的制约作用。哈耶克代表新奥地利学派强调人的知识有限性。因此需要制度加以协调人与人的相互作用方式。凡勃仑代表美国旧制度学派强调制度是由于人的生物性而产生的社会习惯，因此从生物演化角度理解制度变迁(方福前，2004)。科斯、诺斯代表新制度经济学派以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假设为补充，视制度为内生变量，将制度纳入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中，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因保留了新古典的稀缺性因而具有竞争性――支持微观经济学选择理论方法的假设，建立、改变和扩展了新古典经济学”。 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它包含法律、规则等正规的和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习惯等非正规约束。在层次上它既指整个社会整体的经济制度，也指在一定制度环境下特定的制度安排。制度有创立的和随时间演进的。新古典经济学是建立在个体假设基础上的，制度的最终约束是个人。因此，诺斯的制度分析框架无疑在个人理性选择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方法也与马克思的整体主义方法的制度研究不同(林岗等，2003)。诺斯关于人的行为假定是新古典意义上的人追求财富或效用最大化加上利他的和自我施加约束的(诺斯，1994)。制度怎样产生的?由于从人际间的重复行为到非人际间的不重复行为所做的选择增大了环境的不确定性导致人们的决策行为不会完全理性。因此，制度存在就是为了引导行动者行为动机，减少行为不确定性。 制度制定是有成本的。正规制度框架影响投入成本和交易费用，非正规制度可以降低生产中的监督等成本，因此制度对整个经济效益的提高起着核心作用。组织对变迁起诱因作用，组织是在现有约束所致的机会集下有目的地创立的(诺斯，1994)。组织与制度是互生共进的，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诺斯等，1989)。当相对价格变化或偏好变化使组织为了获取或实现这些目标而要求建立更有效的制度激励。从而改变制度。 三、诺斯的制度均衡与变迁理论 诺斯的制度均衡分析是将制度视为以均衡一非均衡一均衡这种模式的运动。制度起初处于一种初始均衡状态，即处于福利经济学所谓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当外界因素变化时，均衡被打破而发生制度变迁。制度变迁有社会整体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