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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政策、法律制度及私营企业发展本文利用1996―2003年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地方政府的行为规范#65380;政策供给水平与私营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65377;文章的主要发现是,当政府行为缺乏有效约束时,由(地方)政府任意解释(执行)相关的法律和所谓的优惠政策,削弱了法律(政策)的可执行特征,对私营企业发展产生了显著抑制#65377;与字面意义上的“制度(政策)完善”相比,实际感知到的“制度(政策)执行”扮演着更为关键的角色#65377; 关键词:经济转型;政府行为规范;优惠政策供给;私营企业 中图分类号:F27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5―0041―08 一#65380;引 言 优惠政策和法律制度通常被看成是转型期中国私营企业发展的重要贡献因素#65377;许多文献着意于刻画作为政府“偏好#65380;态度及认知水平”集中反映的政府政策所扮演的角色[1]#65377;还有一些文献从“制定法”的层面强调了法律制度完善对私人企业产权保护的重要作用[2]#65377;在他们看来,有关私营企业财产权的法律制度的完善程度直接决定着私营企业发展水平#65377; 奥尔森[3]则提醒人们警惕政府所具有的进行大规模征用或罚没,以及单方面改变契约条件的能力#65377;若政府行为受到严格规范,政府规模和行为变化的后果通常是可以预期的;相反地,当政府行为缺乏必要约束时,由于无法预期政府可信承诺的能力,私营企业产权将面临较大不确定性(风险),企业投资激励会受到抑制#65377;正如施莱佛等人[4]所指出的,一个行为受到有效约束的政府,规模扩大更多地意味着供给公共产品能力的提升,不会直接导致政府从事非生产(掠夺)性活动能力的增强,客观上是有助于企业及国家经济发展的#65377;沿着这一思路,我们的兴趣主要在于检验政府行为与私营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而判断优惠政策与法律制度在转型期中国私营企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65377; 二#65380;理论与假说 (一)法制#65380;政府行为规范与企业财产权保护 熊彼特发展了一个企业家在企业成长及经济变化中发挥中心作用的理论框架#65377;钱德勒从经济史的角度详细描述了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美国企业为应对技术和市场变化所发生的演进#65377;在企业的演进(发展)过程中,企业家的素质和反应被视为关键性的解释变量#65377;循着熊彼特和钱德勒的传统,赵志君和金森俊树[5]分析了中国和俄罗斯私营企业规模(发展水平)的决定因素#65377;他们试图证明,私营企业规模与企业家才能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转型期中国私营企业的发展水平是由私营企业家的边际能力决定的#65377; 如果考虑到经济转型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特征,我们则倾向于韦伯的看法,影响企业家人力资本投资和企业家创新激励的结构性因素应更具解释力①#65377;先进工业国家的历史提供了大量经验证据,只有在财产权得到有效保护时,企业家才有可能对技术和市场变化带来的机会做出积极反应#65377; 保护企业财产权的法律制度无疑是重要的,但正如张维迎和邓峰[7]所指出的那样,很久以来,知识界关于变法的讨论多从“制定法”的层面展开,具体制度层面的博弈却被忽略#65377;保护私营企业财产权被片面理解成:在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的条件下,政府应如何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政策及法律#65377;在我们看来,这种无视政府权力“双刃剑”性质的做法存在着将研究引向死胡同的风险:政策和法律的效果往往由政府官员的认知水平和业务素质来解释#65377; 用来保护私人财产权的政府权力,同样也可能被用来掠夺私人财产#65377;也就是说,政府对私有财产的可信承诺,是人们愿意融入社会的前提#65377;但不受控制#65380;不受约束的政府权力使得政府对私有财产的承诺不可信,对分散的私人投资和企业资本扩张产生了强烈抑制#65377;如同经济关系中的委托人和代理人,单靠各种形式的法律条文还不能对政府行为产生足够的控制,也不足以保护委托人免受代理人“不良行为”的危害[8]#65377; 白重恩等人[9]在最近一项有关中国私营企业银行贷款的经验研究中,将法律(政策)分为法律(政策)内容和法律(政策)执行两部分,并认为中国不同省区的地方政府对法律(政策)的执行力度是不一样的#65377;在法律保护不到位的情形下,私营企业发展起来的替代性安排(自我保护机制)对缓解企业融资困难产生了积极影响#65377;但我们想进一步说明的是,替代性安排形成和存在的根源正是因为政府行为没有受到严格规范#65377;从长远看,私营企业自我保护机制的负面影响会非常显著:容易形成历史上所谓的官商勾结,削弱法律(政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