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代际转换问题及其政策调适及制度安排.doc

农民工代际转换问题及其政策调适及制度安排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工业化加速发展的关键时期，从土地上释放出来的劳动力将越来越多地加入非农产业和城镇中，形成流动于城市之间、城乡之间日益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目前我国有农村流动人口1．2亿人，如果加上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农民工人数大约为2亿人。这个群体的生存发展和利益保障问题日益引起党和政府的重视。与此同时，农民工的代际转换问题逐渐凸现，并将对政策实施和制度安排产生重要的影响。 一、农民工代际转换问题提出农民工政策和制度研究的新逻辑 研究解决农民工问题，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在当前，农民工问题是与我国解决城乡结构性矛盾，协调城乡发展的政策高度关联的。我国政府用以统筹城乡发展，完善社会保障、克服二元结构矛盾的政策制定和制度安排，对游走在城乡之间的农民工有着直接的影响，他们是这一系列政策最直接的感受者和受益者。相应地，城市相关的政策调整，在农民工的代际转换中能够得到直接体现。不同时期的农民工对政策的感知和反应是不一样的。代际转换凸现了我国在实行解决农民工的一系列政策和协调城乡发展的过程中，不同年龄段的农民工的认知方式、行为习惯和交往方式的变迁及其对政策和制度安排的新要求。老一代农民工从简单谋生的角度出发，涌入城市寻找生存机会，他们能够忍耐当时政策对他们行为和利益的节制。新一代农民工将在谋求有效的政策保障的情况下，寻找在城市生存、发展乃至实现自身价值的机会。政府在逐步实现对农民工利益和价值保障的过程中，农民工更高层次的需要在代际转换中必然要伴随着社会嬗变对政策制定和制度安排产生新的需求。 所谓代际转换，就是人类自身受自然规律的影响，在社会生产中发挥作用的主要群体之间由于年龄等的差异而发生的新老交替过程。这种交替过程会由于社会的变迁而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代际转换既是人类生存繁衍的自然规律，也是社会文明所积淀的观念和标准在不同年龄群体上的体现。受其影响，在经济、社会活动中发挥作用的主体人群会带有各自时代的鲜明特征。应该说，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时代特征，人们的价值观、社会交往和行为方式都可以用时代特点加以划分。特别是在社会转型的重要历史阶段，这种代际转换所具有的政策、制度安排的内涵更加丰富和明晰。我国在改革开放近30年的历程中，资源短缺时代的户籍制度和相关的福利政策，使得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在社会流动加剧的转型时期日益突出。二元结构在保有社会基本秩序的同时，也赋予了社会群体严格的身份归属。而农民工的出现，直接冲击了这个制度的合理性，使传统的制度安排和管理过程出现漏洞，导致社会治理出现诸多问题，并引发政府和社会共同寻求对二元结构的破解。对于城市居民或者永久生活在农村的居民来说，代际转换的影响可能并不明显。但是对于农民工而言，由于他们直接跨越了二元结构的边界，他们本身成为城乡结构的变迁主体，他们的代际转换，具有十分明显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与我国转型时期的社会发展和政府治理相结合，则可能破坏我们固有思维下形成的政策、制度和法规，并使其失去作用，所以需要对农民工代际转换问题加以研究。 二、农民工代际转换问题的特点及表征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有农民工200多万人，到了1989年，即迅速增加到3000万人，1993年增至6200多万人，2006年达到1．2亿人以上。与农民工数量增长相伴的是我国城市农民工进入了代际转换的重要时期。目前正处在第一代农民工向第二代农民工快速转换的后期，也就是上个世纪80、90年代进城务工的农民逐步退出城市，他们的子女开始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把农民工做如下代际划分。一个是改革开放后最早进城务工的农民群体，我们称为一代农民工。二代农民工就是目前居驻在城市的主体农民工，由于外出打工的收入往往高于他们在农村的收入，并且随着党中央、国务院解决农民工问题力度的加大，他们在城市开始能够获得最低的社会保障，许多人把子女带到城市生活。这种现象日渐普遍，一些劳务输出大省的部分农村甚至仅有老人呆在村里。这些跟着父母在城市生活并且接受教育的孩子，就有可能和未来的进城务工人员一起成为三代农民工。这三个年代的农民工正在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居留特点，就是一代农民工留不住，二代农民工不回去，三代农民工回不去。 一代农民工有着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一是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受教育程度非常低，对城市的适应能力比较弱；二是他们在城市中主要从事露天重体力劳动，收入菲薄；三是他们具有极强的土地情结，有较好的农业耕作技能，他们同时在城市和农村生活，多数人还要兼顾农村的田地，属于流动性极强的群体；四是由于社会排斥的作用，这一代农民工在二元结构下很难获得城市居民的认可，加上无法享有城市的福利待遇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