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银行产权多元化及合约实施机制.docVIP

国有银行产权多元化及合约实施机制在我国金融业即将全面对外开放的形势下，中央政府决定对四大国有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并且排定了逐个“上市”的时间表，其中走在前面的中国建设银行已经初步完成了公司制改革。对于国有银行“股改、上市”这一制度变迁行为，本文按照产权合约的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并且得出了一些有益的结论。 一、不完全合约：企业产权合约的特性 关于企业的合约性质的研究始于科斯，在他的两篇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中，科斯论述了企业合约的本质特征。在科斯看来市场价格机制的运行是有成本的，企业组织作为一种合约安排其存在的价值在于能够节约交易的成本。现代企业理论普遍赞成这样的观点，即企业是一组合约关系的联结。那么，我们要问企业合约具有什么特征呢？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主流的合约和企业理论认为合约是完全的，在它们的分析框架中，最优合约包含了几乎所有的或然情况（contingencies）及其行动对策，所以在本质上它属于不需要事后再谈判的完全合同。因此，在完全合约分析框架中一般不会有控制权、权威等变量存在的空间。完全合约理论这一假设使得它无法对企业组织形成和产权配置等许多社会经济现象给出合理解释。 Grossman Hart以及Hart Moore进一步发展了企业的合约理论，他们关于不完全合约理论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企业合约的重要分析框架（这一分析框架简称为GHM理论）。哈特等人认为由于人们所处的环境是不确定的，交易双方信息分布是非对称的，以及交易成本的存在，使得合约是不完全的――不可能在初始合同中对所有的或然事件及其对策做出详尽可行的规定，或者对此进行详尽规定要花费很高的成本。那么，要解决合约不完全产生的问题和冲突，人们就要制定一些规则来加以协调，企业中的产权安排就应运而生。企业产权规则的实现就是通过缔结具体合约，在合约中明确规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具体来说，合约权利可以分为特定权利和剩余权利两种类型。由于完全列出特定权利做不到，所以只能就剩余权利达成合约。合约的剩余权利就是在合约对决策权没有规定的时间和地方实施剩余控制权的权利和在合约履行后取得生产剩余收益的权利，即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企业的所有权（ownership）就是对这些剩余权利的购买。现代产权理论在不完全合约的基础上指出，企业所有权的本质是合约剩余权利的安排。 不完全合约理论较好地解释了产权的起源及产权配置的功能，因为在完全合约世界里，要解决“团队生产”（Team Production）中监督者动力和偷懒问题，只要把激励合约制定得最好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这时产权安排是无关紧要的。而在不完全合约的条件下，有意义的就不再是由合约明确规定的特定权利，而是合约未能明确规定的剩余权利。合约剩余权利可以通过对事后盈余分配的影响来对事前投资决策发挥激励作用。因此，企业的产权或所有权具有重要的激励功能，它是企业经营绩效的一个关键变量。 二、中国式不完全合约：要挟行为与产权低效率 在我国，国家对国有银行的所有权是通过一系列委托－代理关系合约实现的。根据宪法，全民人民是国有资产的终极所有者，这种所有权先是由作为国家管理机关的政府来占有，再由政府任命行政官员来履行所有者的职责。在这些委托－代理关系合约中，作为所有者的政府，其剩余权利的行使更多地是受政治目的所驱使，这些使得委托－代理关系合约严重异化，出现大量“中国式不完全合约”。 根据合约经济学的观点，由于信息分布不对称造成当事人谈判地位不平等，在合约签订后，合约不完全往往会使信息优势方在合约的执行和再谈判过程中占据优势地位，从而获取事实上更多的控制权。在国有银行的委托－代理关系合约中，由于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银行的经营者由于掌握更多的关于银行的信息而事实上享有剩余控制权，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们是作为国家公务人员来考核的，不享有银行的剩余索取权，合约剩余权利安排的这种非对称性造成国有银行的经营绩效与他们的收益无关，而内部经营风险却可以外化给国家承担。国有银行产权合约的这种特征使其长期处于低效率的运行状态，这是毫不奇怪的。 根据企业合约理论，企业只是合约人之间的一种合作过程，企业产权无非是合约所赋予中心签约人（企业所有者）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作为企业的所有者，中心签约人在合约规定的权利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处置其他合约人投入合约的要素，例如在约定的时间内，指派雇员从事特定的工作；购买或出售特定的资产等等。此外，中心签约人也可以选择退出合约，中心签约人的这种选择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实现： 第一，中止合约。按照特定的法律程序，合约中止后，其他签约人先将属于自己的要素带走，中心签约人则拥有合约的剩余价值。 第二，转让合约或交易。通过企业合约，中心签约人与其他签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