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应合理调整三项政策.doc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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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应合理调整三项政策

建立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应合理调整三项政策保护好种粮农民的收益,有利于提高种粮农民的积极性,稳定粮食产量,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如何建立长期有效的对种粮农民收益的保障机制,确保粮食安全,是粮食市场化条件下的新课题。笔者认为应调整以下三项政策。 一、粮食安全应立足于供求紧张平衡 尽管从理论上和长远上来看,保护种粮农民的收益与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目标是一致的,但这种理论模式是在粮食供求关系基本平衡的前提下成立的。粮食作为一种商品,受价值规律的作用,其供求关系在一般处于不平衡状态。大多数情况下,保护种粮农民的收益与维护粮食的安全存在着冲突。因为: 1、种粮农民的收益水平主要由粮食价格决定 影响种粮农民收益的主要因素有粮食产量、生产成本、粮食价格及财政补贴规模等。粮食产量主要由粮食生产水平决定;粮食生产成本包括物质与服务费用、人工成本、土地成本等。在粮食生产水平、生产成本、财政补贴规模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粮食价格决定了种粮农民的收益水平。近些年来我国种粮农民的收益水平起伏较大,主要原因就是粮食价格的不稳定,粮食价格的高低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种粮农民收益水平的高低。 2、粮食的安全状况影响了粮食价格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自发发挥作用,商品的价格由商品的供求状况决定。由于在大多数情况下粮食供求关系是处于不平衡状态,粮食价格处于不断地波动之中。粮食生产供大于求,则粮食价格偏低,农民收益就得不到保障,而此时粮食安全却有较好地保障;当粮食生产求大于供时,粮食售价较高,种粮农民的收益能得到较好地保障,而为了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政府会采取抛售国家储备,扩大进口等措施平抑市场价格,从而损害种粮农民的利益。因而粮食安全与种粮农民收益的保障从根本上是存在冲突的,种粮农民收益水平与粮食安全负相关。 笔者认为,根据我国国情,在立足于粮食供求平衡的基础上,制定国家粮食安全政策以及对种粮农民的保护措施。要转变传统的患少不患多的思想观念,通过调控粮食产量来维持合理的粮食价格,确保种粮农民获取稳定收益。故不能过分追求粮食的增产,使得粮食过剩超限,否则将给国家增加负担,对农民造成伤害:一方面,粮食卖不了好价钱,农民增产不增收,收益得不到保障;另一方面,为了解决农民卖粮问题,国家必须出台干预性收购政策,加大收购量,增加国家财政负担,浪费国家耕地等资源。 二、粮食直补应直接补贴生产领域 尽管现行的给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政策对增加种粮农民的收入,提高其种粮积极性,稳定粮食产量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并受到群众欢迎,但由于我国农村人均耕地少且分散经营,财政承受力有限,补贴的发放管理工作面临着许多实际问题,政策的执行容易偏离政策的初衷,带来粮食直补难以发挥其理想的政策功能,补贴效率不高。 1、补贴难以真正补给种粮农民 从2004年起,国家决定对粮食主产区的种粮农民进行直补,补贴依据是农民的粮食实际种植面积。可在实际工作中给种粮农民补贴面临“三难”。第一,宣传解释难。同样是国家的土地,为什么种粮有补贴?而种其他经济作物就没有补贴?尤其是在前阶段粮食生产相对过剩时,地方政府曾大力鼓励、支持农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现在对这部分农民不进行补贴,他们不理解;第二、实地丈量难。对农民粮食种植面积最准确的统计方式是在农民播种后进行实地丈量。由于农户分散经营,对千家万户农民的种植面积进行丈量,实施难度大,成本不菲,也不现实;第三、申报核实难。种植面积的核实及认定通常由农户、村组、乡镇层层上报,上级部门核实。而乡镇及村组干部出于地方保护主义、政绩等原因,农户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上报面积往往大于实际种植面积,给核实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有些地方为了减轻工作量,往往按农民承包面积进行分摊,使得“粮补”变成了“农补”,扩充了补贴对象,没有体现粮食补贴对促进粮食生产的政策导向功能,违背了补贴的初衷。 2、比重低,补贴效果不明显 由于我国农业人口多,人均耕地少,农民从事粮食生产取得的收益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种粮补贴收益占种粮收益的比重都很低,财政补贴效果不明显。2004年是近几年种粮收益特别突出的一年。当年我国粮食平均每亩成本收益率已高达50%,劳动力人均粮食纯收益达822元,但与同期农民人均纯收入2600元相比也仅占31.6%。该年国家财政用于粮食直补的各项资金达116亿元,受益农户近6亿人,但人均不足20元,不到人均纯收益的1%,仅为人均粮食收益的2.4%。由此可见,不明显的补贴效果,对生产的刺激和种粮农民收益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应正确评价粮食直补的政策效应,这样才有利于调整补贴方式,提高财政补贴效益,保证种粮农民的收益,促进粮食生产。因此建议:转变补贴方式,直接补贴生产领域。按照“总量不减,政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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