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偏好、弱偏好及制度演化.doc

强偏好、弱偏好及制度演化通过区分强偏好与弱偏好，来分析制度的演化轨迹。强、弱偏好对制度的演化石不同的影响。由宁与生存竞争关系密切，基于强偏好的制度更容易服从于进化选择，好的制度最终将被普遍接受，从而在一个同一的环境内，基于强偏好的制度将趋同。相反，弱偏好则更容易多样化。在制度形成的过程中，不同的人的影响是不对称的，而且环境是开放性的还是封闭性的，对制度形成也关系重大。在开放的环境中，好制度更容易被选择；而在封闭的环境中，个人有可能将自己不好的偏好强加于社会，形成不好的制度。 关键词：强偏好；弱偏好；竞争的环境；封闭的环境；不对称 中图分类号：F091．3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6)03―0089―08 一、引　言 制度(惯例、习俗、法律、规则等)的形成与演化是一个令人着迷而又困惑的话题。也许在这方面最早的系统研究是文化人类学家对文化的形成与演化所做的探索，因为在文化人类学中，文化的概念与经济学中制度的概念相同或相近。[1]1-3在文化人类学文献中，持文化相对论者认为，文化是相对的，衡量文化没有绝对的判别标准。[1]5-11 近年来对文化、制度的研究进入了经济学家的视野。哈耶克甚至认为，“最有可能对那些使文明得以成长壮大的道德传统做出解释的，必定是……经济学家”。[2]78经济学家们眼中的制度是有好坏之分的。但在交易成本的概念被人们所认识之前，人们对制度优劣的判断缺乏一个有说服力的尺度。交易成本的发现就弥补了这样一个空白，即人们发现，不同的制度有不同的交易成本。在交易成本这一尺度下，很多制度都可以被放到一起一较高下。例如，诺斯认为，制度的作用就是使外部效益内在化。[3]266-294 还有很多经济学家与诺斯具有相同的看法。张五常也认为制度存在的理由就是降低交易成本，他甚至用交易成本来解释宗教、文化现象”。在杨小凯[4]的超边际分析模型中[4]，制度也是用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专业化分工的。显然，持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们都认为，制度是理性的产物，是人们理性选择的结果。[5]3-21 在我看来，文化相对论与经济学家的制度论各执一端，但都不完全。在各种文化相互交流、相互融 ①“西方的基督教会与中国的孝道之间的差别，是不是为了在不同的环境下降低不同的交易成本而形成的制度差别?”参见：张五常．论新制度经济学[C]／／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438―440 合的今天，文化对经济发展绩效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文化不可比较认是站不住脚的。否则，就无法解释何以一种新文化被不同的民族或组织广泛接受，如股份制企业。然而，经济学家们以单一理性的视角来解释制度，也显得过于单调和武断。他们在强调制度影响到经济发展绩效的同时，却没有注意到，有很多制度对经济发展并无影响。例如，虽然不同的产权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重大，①但不同民族的服饰、婚葬礼仪、节庆习惯等，似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微不足道。显然，经济学家的制度理论仅注意到制度的一个方面，虽然可能是很重要的方面。另外，上述理论对社会偏好是如何在个人的理性偏好基础上形成的、以及相同的理性何以形成不同的制度的解释上，也嫌不足。制度是理性选择的假定，暗示着制度具有强烈的福利意义，即制度具有增进社会福利的效果。但这一说法对某些社会中存在的、那些能够明显降低福利的制度却没有解释力，如在中国持续上千年的“缠足”制度。虽然演化学派试图在个人动机与社会习俗之间建立动态机制，但其“理性选择”的假定仍然无法解释降低福利的制度的存在。虽然哈耶克和布坎南都认为自发演化的制度可能是不好的，②但这些不好的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研究。 在“基于生物学基础的行为假设与共同知识演化分析”一文中，朱宪辰和黄凯南[6](以后简称朱文)试图借助生物学知识，来解释在个体理性偏好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理性的制度。他们所提出的“内层偏好”与“外层偏好”概念是有用的和颇有见地的。但这两个概念的设定，似乎给人一种印象，即人的偏好可能是不同质的，偏好的异质性将导致分析的复杂化。为避免这一误解，本文将用“强理性偏好”和“弱理性偏好”来代替朱文的“内层偏好”与“外层偏好”概念。“强理性偏好”和“弱理性偏好”假定个人的偏好是同质的，只是具有程度的不同。 另外，虽然朱文用四个层次来阐述个体与外界信号的复杂关系的发生过程。但它假定个人在这个过程中具有同等的作用，因而它也尤法解释那些能够降低福利的制度的存在。 本文试图通过定义“强理性偏好”和“弱理性偏好”概念，来解释从个人偏好到社会偏好的动态演化机制，亦即制度的形成与演化机制。由于本文同样认可制度形成的理性基础(详见本文第2部分)，所以，以后我们将“强理性偏好”与“弱理性偏好”分别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