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打击权色交易必要性及现实途径.doc

论刑法打击权色交易必要性及现实途径【摘要】以性贿赂为主要形式的权色交易行为在非财产性利益贿赂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社会危害性较大而且常引发其他职务犯罪，为了解决刑法打击权色交易中存在的定罪难、量刑难等问题，笔者从权色交易内涵的界定、权色交易主体的界定、权色交易的定罪与处罚等方面进行了思考，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独特见解。 【关键词】刑法；权色交易（性贿赂）；现实途径 时至今日，随着改革开放经济日益发展，人的需要发生了变化，一部分国家工作人员已不满足于获取财物等财产性利益要求，而转向非财产性利益的追求。这种需求的多样性和层次不同的变化性，决定了贿赂的内容、手段、方法的多样性，在这些利用非财产性利益进行贿赂犯罪的案件中，以性贿赂为主要形式的权色交易具有波及面广、危害性强的特征，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和防范。“性贿赂”犯罪它的实质是“权色交易”，其诱惑力和危害性有时甚至超过财物贿赂，而且性贿赂一旦既遂，具有为行贿者多次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社会危害性和持续性，可以直接影响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极大地败坏社会风气造成恶劣影响。研究如何将表现为“性贿赂”的权色交易纳入贿赂犯罪范围，用刑法进行打击的必要性、现实障碍与解决途径，对解决其他非财产性利益纳入贿赂范围有重要示范意义。 一、权色交易的社会危害性 最高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赵登举指出最高人民检察院查办的省部级干部大案中，几乎每人都有情妇，“性贿赂”目前在行贿犯罪中已相当普遍”。有媒体称：被查处的贪官污吏中95%都有情妇，腐败的领导干部中60%以上与“包二奶”有关。这些数据虽然有待考证，但从权威媒体揭批的案件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权色交易已经到了无孔不入、病入膏肓、非治不可的地步。 从权色交易的影响范围来看，权色交易侵蚀了从国家权力核心的省部级官员到普通的科级甚至股级官员，如被查处的省部级高官中，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天津市检察院原检察长李宝金、海军原副司令员王守业、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他们除经济问题外，背后都有权色交易的阴影，而海南临高县一个城监大队原大队长邓善红居然也包养过6个情妇，且6个情妇都为他生育了子女。 从权色交易的危害来看，首先是严重败坏社会风气。本应成为遵守法纪和道德的楷模的政府官员，却每每被美色所“倾倒”，如：南京市车管所长查金贵虽已年近花甲，居然包养了13个情妇，还炫耀说：“《红楼梦》里有金陵十二钗，我有金陵十三钗……”；乐山副市长李玉书包养的情妇是一个16岁的花季少女；湖北省天门市原市委书记张二江不但长期包养情妇，而且嫖娼成性，不管出差到何地，都公开指使身边工作人员“到街上转转，有好的就带回来”，从1989年至2001年7月的12年中，张二江竟与除老婆之外的107个女人有染，被老百姓鄙视地戏称为“梁山寨主”；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包养的情妇数量居然达到140多人，甚至同时包养母女二人；临高县委原书记吴光华的带动下，当地一些领导干部包养情人一度到了公开、半公开的地步，一些腐败领导干部公然带着情人出入酒席和公众场所，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甚至互相攀比炫耀。这些官员的行为简直是毫无廉耻、道德败坏之极，人民群众如何相信这样的领导干部，他们如何能为人民谋利益！上行下效使世风日下，如今很多工商人士乃至于思想纯朴的市井百姓都失去了基本的道德判断，不以有“情人”为耻反以为荣。其次，是由权色交易引发其他腐败犯罪的情况非常普遍。这些国家工作人员工资有限，他们要想贪图美色笼络情人，除了进行权色交易利用职权为情人们谋取利益，就只能大肆实施贪污、挪用公款、收受贿赂等犯罪。深圳市沙井信用社原主任邓宝驹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挪用、侵吞公款2．3亿元，他不仅包养“二奶”，还有“三奶”、“四奶”和“五奶”。邓宝驹从认识“五奶”小青至亡命外逃近800天，总共花在小青身上的钱多达1840万元，平均每天2．3万元。在这些权色交易犯罪曝光后，犯罪人接受法律制裁之时，由于权色交易行为未纳入刑法调整范围，导致接受“性贿赂”的行为在量刑时不能作为法定情节予以处罚，“性贿赂行贿人”不能按行贿罪处罚等显著不合情理的情况。权色交易本身对社会的危害已经超出道德、党纪、政纪制约的范围，必须将以“性贿赂”为形式的权色交易行为纳入刑法进行打击已经成为很多学者的共识。 从法理上看。首先，权色交易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反映了犯罪与社会的关系，说明了国家将一定行为规定为犯罪并以刑罚惩罚的理由，揭示了犯罪的社会政治内容。其次，权色交易符合贿赂罪的本质特征，受贿罪涉及非法经济利益，但受贿罪主要危害不是破坏经济秩序，而是侵犯职务廉洁性的职务犯罪，其本质就是“以公权，谋私利”。从刑事立法的角度看，权色交易行为的发案率呈蔓延扩大趋势，而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权色交易和权钱交易一